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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过度论”实在太超前了
  • 2010年11月26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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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买不起房……面对如此国情,你却说要防止“福利过度”,这无异于苦口婆心地劝告一个瘦骨嶙峋的人要注意节食……

    □晏 扬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人士日前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就《社会保险法》进行现场解读并回答网民提问。胡晓义表示,《社会保险法》的立法原则包括“不能重蹈一些国家由于福利过度导致养懒汉这样一种覆辙”,这句话立即引起了网民的争议。(11月25日《现代快报》)

    西方一些高福利国家也许确实存在“福利过度”问题,导致政府财政支出时常捉襟见肘,并让极少数人躺在社会福利上睡大觉、做懒汉。社会福利需求具有某种“刚性”,增加容易削减难。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经济萎靡不振,财政收入减少,政府意欲削减社会福利,却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罢工潮此起彼伏。

    但这显然只是“别人的风景”,反观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福利过度”,而是公民福利水平低下、福利欠账太多、福利保障四处漏风,在这方面,有各种各样的调查统计数据可作佐证。西方一些国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公共福利政策,而我们呢?很多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买不起房……面对如此国情,你却说要防止“福利过度”,这无异于苦口婆心地劝告一个瘦骨嶙峋的人要注意节食、防止“三高”,也无异于义正词严地警告一个四处流浪的乞丐不要贪污腐败、欺压百姓,让人产生强烈的“错位感”,甚为搞笑。这个“福利过度论”对于中国实在太超前,对于中国民众实在太奢侈。

    基于国情现状,时下的问题不是公民福利支出让政府财政不堪重负,而是财政收入连年“飘红”,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在公民福利支出方面还显得不太够。政府财政收入如何分配使用是一个宏大命题,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应当“用之于民”,而不能过多用之于“三公消费”、“形象工程”以及拆了建、建了拆,更不能被揣进部门和个人腰包。我们要从“国强”向“民富”转变,怎样追求“民富”?无非一方面改革初次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比重,让民众手里更有钱;另一方面改革二次分配,提高民众的福利待遇,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让民众少一些后顾之忧———道理上如此,但做起来何其难哉!

    “救助”是一种最低层次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如果连这政府尚且难以做得完满,所谓“不要重蹈福利过度的覆辙”从何谈起?总不至于说,否决社会救助法草案也是为了防止“养懒汉”吧?

    社会保障部门的职能和角色定位显而易见,既是公共福利政策的建言者,也是公民福利的代言者,更是公共福利政策的落实者和监管者,应该对公民福利贫弱现状有着更多、更深刻的体认,并更多地为提高公民福利待遇鼓与呼,而不应该担忧公民享受的福利政策太多、太优厚。“福利过度论”出自社会保障人士之口,同样会让人产生强烈的“错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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