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农民工的权利诉求只有下跪才能充分表达，这只能说明，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虽然用劳动支撑着经济高速发展，却并未获得与其贡献相当的主流地位，这正是欠薪屡禁不绝的根源。

    □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每年的这个时候，农民工讨薪的新闻，都会不时地见诸报端，网上甚至还有农民工下跪讨薪的照片流传。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面对全国几十名厅局长言辞激烈地说：“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良心何在？！我希望今年不要再出现这个问题。” 部长能为农民工说话，而且是这样的愤激之辞，十分可贵，令人感动。但部长的“良心说”，与其指向欠薪企业，不如指向一些地方的劳动保障部门，这更符合事理，也更符合事实。 获取劳动报酬作为劳动者基本的宪法权利，应该得到行政权力最有力的保障。市场监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劳动力市场上的欠薪问题，首先要问责的就应该是政府管理部门。劳动力市场的良好秩序，是严格监管出来的，而不是在自由秩序中自发形成的。当然，在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劳动者个人可以维权，但靠分散的、个体的维权行动，很难改善劳动者普遍的权利状况，政府有责任也有力量保障劳动者的权益。那些欠薪企业当然是“没有良心”，必须扪心自问“良心何在”，但是一些地方的劳动保障部门，更得问问自己“良心何在”。正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才给了欠薪这种寡头经济、流氓经济以宽松的空间。农民工用艰辛劳动创造利润给公务员们发工资，他们却不能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利，这就像爹娘养大了儿女，爹娘受辱，儿女却袖手旁观，让人寒心。 欠薪问题，虽然突出地表现在农民工身上，但反映的是劳动者的总体权利状况，是普通劳动阶层权利困境的极端反映。农民工的权利困境之所以通过欠薪表现出来，无非是因为这个群体的社会地位更加弱势，维权能力很低且社会救济渠道不畅，用老百姓的话说，其实是更好欺负罢了。农民工的维权，绝不是农民工自己的事，其实权利是个整体，一个群体的权利受损，就意味着所有人的权利都面临着威胁，这是一个关于权利的常识。如果劳动者的权利状况不能从总体上改善，农民工作为劳动者中最弱势的部分，其权利状况也很难单独获得改善。因此，改善农民工的权利状况，不能靠农民工一个群体奋斗，不能靠劳动力供给紧张的倒逼，必须靠包括精英群体在内的所有人一起呐喊。尹蔚民部长的激烈言辞，无疑带了个好头。 农民工虽然有1.5亿之众，但其权利诉求还需要一个存乎其上的所谓主流群体来代为表达，他们自己尚无法成为真正的主流力量参与利益博弈。如果农民工的权利诉求只有下跪才能充分表达，只有这样诉诸人性而不是诉诸理性的卑微表达才能得到倾听，这只能说明，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虽然用劳动支撑着经济高速发展，却并未获得与其贡献相当的主流地位，这正是欠薪屡禁不绝的根源。 尹部长的激烈言辞虽然可以感动农民工，但对农民工来说，他们更渴望的，是权力部门利剑一般的行动，因为对那些被欠薪的农民工来说，政府出手搭救，也许是他们最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