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彦朋 鲁超国

    2日上午，温州市鹿城路黄龙宾馆5楼，昏暗的楼道里没一个人。在510房间，刘长兰全身松弛，瘫坐在床沿上。

    她是这次事故中最后一名遇难旅客陈伟的妻子。陪着她的，还有陈伟的姨母、弟弟等人。房间里开着电视，却没人看一眼，大家都低头不语。

    铁道部和温州市鹿城区政府组成的工作组，一次又一次地劝他们尽快签赔偿协议。这个老实巴交的乡下女人，只得把目光转向陈伟的姨母。

    陈伟的姨母在福州一家医院当医生，是这个家族里少有的“明白人”。

    “我们并不是想要多少钱，只想保留向事故责任人追责的权利；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让他们娘俩能够活下去。”陈伟的姨母说。

    这两条意向都没达成，刘长兰最终还是选择妥协。

    “我不想让我老公再在这儿呆下去，我真的拖不起。”一段漫长的痛哭流涕之后，刘长兰在协议书上签了名。

    “我们没有额外的要求，只要公平对待”

    “如果不是姨母帮忙，我可能连赔偿金都不要，就带着老公的骨灰回家了。”刘长兰说，尽管不是谈判的主角，但她还是觉得很累，“人命都没了，他们还在这儿讨价还价，真懒得跟他们说，但老公又死得不明不白。”

    陈伟以前在福州仓山区坂田村的老家经营一家纸盒厂，生意好时，一年能赚几万元。刘长兰打理家务，照看上初二的儿子。在准备了一年多之后，陈伟和弟弟陈浩终于凑够了一笔钱，想办一家稍大点的厂。

    7月20日左右，陈伟去河北一家机械厂订购设备，之后绕道山东德州办事。23日，陈伟在德州登上了开往福州的D301次列车。

    遭遇动车事故后，陈伟头部受伤，全身多处骨折，断骨刺穿了他的内脏，陈伟一直昏迷不醒。7月28日22时45分，他成为这次事故中的第40位罹难者。

    8月2日一大早，又一次争吵过后，工作组的工作人员退到了宾馆3楼办公室。

    赔偿协议还是没签成。

    “现在我们就想知道别人是怎么签的，想看一下别人的协议书，因为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不懂这些。他们开始总是说一样的，都是赔偿91.5万元。那既然是一样的，为什么不给我们看呢？我们没有额外的要求，只要公平对待。”刘长兰说得有气无力。

    家里的顶梁柱没了，就像天塌了一样。刘长兰希望能给她安排一份稳定的工作，作为她和15岁的儿子以后的生活来源。

    他们还想再补充两条协议，一条是，对造成事故的第三方责任单位的索赔追诉权；另一条是，在所有遇难者赔偿协议中，只要有超出91.5万元以上的，他们也必须按照最高标准赔偿。

    工作组表示，可以在福州火车站给她找一个临时清洁工岗位，一月工资四五百元，但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临近中午，双方再次在宾馆走廊吵了起来。一名工作人员当场怒吼：“只要法律上允许你有这个权利，不写上也能追诉索赔；法律上不允许，写上也不受保护。签合约都得遵守法律，你们要加的这两条都没用。陪着你们这么多天了，我们被折腾得很累。” 

    陈伟的姨母也不示弱：“我只是保留这个权利，既然你觉得不起作用，为啥不让我加上？如果以后我起诉，我是不是有这个权利索赔，那由法院说了算。你们累，我们人命都没了，都快伤心死了，你们这点累算什么啊！”  

    双方再次不欢而散。

    “哪有事故原因还没出来就赔偿的？”

    “两条补充协议，起初说人家都没有、都不能加，后来我们从福州同乡那儿打听到，其他人也都签了补充协议，有的还帮着解决了评职称、孩子转学等问题。他看唬不住我们，又改口说只能多签一条。”陈伟的弟弟陈浩说。

    “7月29日下午，鹿城区政府工作组工作人员第一次过来谈赔偿的事，我们坚持要见铁道部的人。铁道部的人到了，却不见我们，与区政府负责我们这个组的组长在外边偷偷谈。我说你们在那儿遮遮掩掩干什么，有问题摆在桌面上。”陈伟的姨母说。

    这时，一名自称是北京来的女性工作人员进门，“第一句话就说，今天已经加到91.5万了，但这个91.5万必须得30号之前签字，如果不签，我们就撤走了。但你们是昨天刚去世的，不一样，可以晚两天。” 

    陈浩对当时的情景记得很清楚：“那个女的，她的手势、表情，就好像他们拿出91.5万元施舍给我们一样。”

    “说是一对一帮扶，实际上是想把遇难者家属分开。我们住的这家宾馆这么大，只有我们一户遇难者家属。”

    后来，铁道部的工作人员干脆不露面，每天先由区政府工作组过来谈，“91.5万元的赔偿金包括赡养费、丧葬费，大家都一样，以后也不会变。”陈伟的姨母、弟弟等人提出要求，对方不同意，工作组就回去跟铁道部的人再谈。

    “我们从来没有对91.5万赔偿金表示不满，想保留对直接和间接责任人追诉的权利，也不是想多要钱，只是想让责任者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按常规来讲，哪有事故原因还没出来就赔偿的？”陈伟的姨母一直坚持这点，但刘长兰觉得，91.5万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她不想再在这点上纠缠下去。

    从7月29日到8月2日，双方的谈判已经进行了5天。每天接触三四次，几乎每次都要吵一架，啥协议也达不成。

    吵架、走人，工作组的人撤到楼下，跟铁道部的人商量商量，缓缓神儿，再上五楼谈。

    每天，新闻都在报，“甬温线动车事故已有××户遇难者家属签了协议”，火化的死难者遗体数字也在不停地更新……

    工作组的人一直想让他们早点签了，“这是在我们国家出的事故，这是国家的耻辱，你们要有爱国之心，维护国家形象。国家拿出这么多钱赔给你们，就早点签了吧。”

    陈伟的姨母说，有一次，跟他们谈判的人说，工作组的经费已用完，再耗下去，所有的费用都得遇难者家属自己负责。

    此外，双方的争执还在于协议第五条，也就是最后一条写着，91.5万元赔偿完以后，遇难者的死亡就跟铁道部不存在任何关系。

    对一些遇难者家属的做法，陈伟的姨母有些看不惯。“起初在殡仪馆认识了一些家属，当时说好有事大家通气，结果有的签了之后就联系不上了，甚至当时被推举的一些家属代表也不发声了，完全是达到了自己的要求，就忘了当时私下达成的承诺。”

    就在刘长兰一家与工作组谈判时，福州市仓山区政府也向他们承诺，可以为刘长兰及儿子正式落户坂田村，并给争取两个低保名额。温州本地的慈善机构也给他们送了1万元。

    一直身体不好的婆婆突然发病，昏倒在床。“他们也给说了几份工作，要么是清洁工，工资很低；要不就是去偏远企业打工，我还得照顾孩子，根本去不了。”8月3日上午，工作组人员再次找到她，说已经有27户遇难者家属签约了，让刘长兰顿时压力倍增。

    姨母极力反对她签字，“但我真的耗不起了，我得尽快带老公回去，还得去照顾婆婆、孩子。”一段漫长的痛哭之后，刘长兰喃喃自语，她告诉老公的在天之灵，她放弃了追诉的权利，她请他放心，希望他安息，她一定会照顾好儿子和婆婆的。

    最终，刘长兰抹干眼泪，在协议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8月4日，刘长兰抱着丈夫的骨灰，坐着灵车回到福州老家。这是工作组对陈家的最后一次“妥协”。按规定，他们本该坐火车护送陈伟回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