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龚海

    “小悦悦”并非中国特有的孤例，在美国，许多年前，曾经发生过一件极其类似的事件，那就是臭名昭著的吉娣·格罗维斯(KittyGenovese)谋杀案。吉娣·格罗维斯谋杀案引发了美国学界以旁观者冷漠现象为主题的大量研究。摒弃情绪化的拷问，重温47年前这一经典案例的前前后后，或许能帮助我们获得一些重要的启示。

    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一五金城内，两岁女童小悦悦连续被两辆车碾轧，七分钟时间内，相继有18个人路过却视若无睹，不但没有出手相救，甚至连个报警电话都没打。

    一旁的监控录像悄然记录下了这一切，于是人们纷纷迁怒于路人的冷漠，有人甚至指出冷漠实乃国人的劣根性，有好事者翻出鲁迅的文字加以佐证。在《经验》中，鲁迅一针见血地说道：“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围观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

    然而“小悦悦”并非中国特有的孤例，在美国，许多年前，曾经发生过一件极其类似的事件，那就是臭名昭著的吉娣·格罗维斯(KittyGenovese)谋杀案。

    那是47年前发生在美国纽约皇后区克纽公园的一桩谋杀案。28岁的酒吧经理吉娣·格罗维斯在凌晨3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刺死，在半个多小时的行凶过程中，有38个人听见和看到她被刺的情形，但没有人下来保护她，甚至没有人报警。

    事后人们纷纷谴责38个目击者良心泯灭。但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却并不满意从这么笼统的角度来解释目击者的无动于衷，他俩认为有更好的解释办法。为此，他们做了一系列社会心理学实验，并提出了“旁观者效应”：突发情况下，因为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才会使旁观者无动于衷，而且旁观者越多，受害者获得救助的可能性越小。

    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经典案例，吉娣·格罗维斯谋杀案引发了学界以旁观者冷漠现象为主题的大量研究。它的影响持续存在，以致该事件30周年纪念日时，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纽约还谈及它：“(它)向我们间接发出了一个信号———我们每个人不仅危险重重，而且从根本上说还是孤立无援的。”

    在面对小悦悦事件时，摒弃情绪化的拷问，重温47年前这一经典案例的前前后后，或许能帮助我们获得一些重要的启示。

    ■夜半哭声

    1964年3月27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在头版给整件事定下了愤慨的基调。该报道写道：“在半个多小时内，皇后区38位遵纪守法、人格高尚的居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杀手尾随并用刀子捅死一个女人，共袭击了3次，都在克纽公园内……整个袭击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被袭击的女人死后，才有个目击者报案。”

    那是1964年3月13日的凌晨，天气寒冷潮湿，吉娣·格罗维斯在一条静谧的林荫道上走向了人生的终点。跟往常一样，她先把自己的红色菲亚特停在长岛火车站停车场，然后走向20英尺外的公寓。她就住在奥斯汀大街的克纽公园，小区绿树成荫，环境优美，交通也很便利，这里的业主也大都是富裕的中产阶级。

    在酒吧工作的格罗维斯经常忙到深夜才回家，现在已是凌晨3点15分，她突然注意到有个黑影在迅速靠近，于是她开始跑，但是背后的那个男人跑得更快。在奥斯汀大街和莱弗茨大道的街角有个警察岗亭，她原本可以掉转方向前往求救。不过太迟了，刚跑到停车场尽头的路灯下，手握凶器的男人一把就抓住了她，向她后背猛刺了几刀，格罗维斯惨叫着倒在地上。

    公寓楼里的灯陆续亮了，艾琳·弗罗斯特听到了格罗维斯的叫喊。二楼的法国姑娘安德烈也听到了3次求救声，透过窗户，她隐约看到一个女子躺在人行道上，一个男子俯下身子在打她。七楼的罗伯特·摩泽尔甚至还打开窗，对着下面的街道大喊：“哎，放开那姑娘。”名叫温斯顿·莫斯雷的袭击者听到喊叫后匆忙跑开了。六楼的克什金夫妇眼看着他跑回停在路边的白色雪佛兰轿车，并迅速将车沿着街区一直往后倒，消失在黑夜里。

    然而5分钟后，袭击者又出现了，他好像在四处寻找什么。这时克什金想报警，但妻子劝阻他说，警察局肯定早已接到了不下30个报警电话。

    格罗维斯挣扎着站起来，继续往公寓楼走。走了不远，她就倒在了门厅前的地板上。这时，返回来的温斯顿·莫斯雷循着血迹找到了半昏迷的她。随后，他实施了强奸，还从她钱包里取走了49美元，最后又捅了她几刀，任其死去。

    整个作案过程持续了35分钟，完事后的温斯顿·莫斯雷开车扬长而去。

    ■38个目击者

    凌晨3点50分，警察局接到了公寓二楼的卡尔·罗斯打来的报警电话，3分钟后警察赶到现场，格罗维斯躺在一楼门厅，衣物散落一地，身中17刀，早已停止了呼吸。

    案发6天后，在一起入室抢劫案中，莫斯雷被抓获。他对谋杀格罗维斯的事实供认不讳，还主动坦白了此前的两宗谋杀案，案件就此破获。

    在整个1964年，美国发生了9000多起杀人案，光纽约也有成百上千的命案，莫斯雷这宗普通的街头杀人案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大事件。

    事件的转折点在于纽约时报编辑罗森塔尔和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墨菲的一次午餐，席间无意间聊到了发生在克纽公园的这个案子。墨菲说，那个案件很奇怪，有38个邻居眼睁睁地看着吉娣·格罗维斯被害，却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

    敏感的罗森塔尔立刻派记者马丁·甘斯伯格去克纽公园深入采访。3月27日，《38位命案目击者无人报警》的稿子出炉，这起谋杀案一时成了大新闻，格罗维斯的遭遇浮出了水面。

    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一位租户说：“我们以为那是情侣在拌嘴。”另一个目击者说她非常害怕，有位妇女则说她不想让她丈夫卷进去，还有人说曾尝试从窗户往外看，但卧室的灯光亮得根本看不清街道上发生了什么。最冷漠的一位目击者是这样告诉记者的：“我当时太累了。”

    所有目击者都有自己的理由，但这一切的结果就是，看到一个女人被残害，38个人在35分钟里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一位警方人员遗憾地向媒体表示，如果格罗维斯在第一次遇袭时就有人报警，她可能不会死。因为最开始的几处创伤并不致命，及时的救治无疑能挽回她的生命。

    ■都是城市惹的祸？

    随着媒体对各种细节的披露，格罗维斯的故事在全美发酵，一时间，人们疑惑一个文明人为什么会在别人最需要帮助时选择袖手旁观，难道目击者真的那么无情？所有人开始反省。

    一位精神病学专家甚至指出电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我们低估了电视画面对大脑的影响，它们造成大脑的错觉，那些目击者沉迷于戏剧、电视片，甚至不能确定窗外面发生的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有些人把这种冷漠归因于大城市的繁忙生活，比如在纽约，大城市的居民并不情愿帮助一个陌生人。尽管有纽约居民不同意这个假设，但耶鲁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却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克纽公园的谋杀案变成了人们攻击城市生活的一个节点，对需要帮助的人来说，城市被描述成麻木不仁、残酷冷漠的所在，在人情世故上，它远比小村镇淡漠。”

    学者们大规模反思城市生活对人的道德观念的负面影响。有学者说城市让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无间的状态不复存在，个体、群体之间日益疏离。有教授说冷漠完全是城市才有的“地方病”。纽约时报编辑罗森塔尔也撰文附和：“冷漠是大城市的一个特征，为了免受周围上百万人的侵扰，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去忽略他们。到头来，对自己的邻居和他们的难处漠不关心，这其实是长期生活在纽约形成的条件反射，在其它城市也别无二致。”

    几乎所有学者都悲哀地声称，格罗维斯谋杀案作为一个符号，标志着现代城市生活的瓦解。在现代生活中，要么因为恐惧，要么因为自私，人们不愿帮助他人，人道主义的光辉随之完全湮没，像38名目击者一样，所有人都不愿多管“闲事”。

    ■心理学家的实验

    “在屋子里，电话就在身边，为什么没有人拨打？”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参与案件侦破的警员。

    四年后，纽约州立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巴利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比博·拉塔内做了一系列研究，试图解释当时目击者为何不报警的问题。

    在12年内，他们做了几十次不同的实验，结果却一模一样。其中一个经典实验是这样的：被试者在一个休息室里等待实验正式开始，突然房间里某处冒出浓烟，似乎有着火的迹象。如果此时室内只有被试者一人，几乎所有被试者都会毫不犹豫地呼救；而如果此时被试者是和其他几名伪装成实验参与者的实验助手在一起，若那些助手不动，被试者则很少会立刻做出反应。

    在另一个实验中，当被试者以为自己在和一个人打电话时，如果对方癫痫病发作，有85%的人会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但如果被试者以为还有4个人也在同时通话，当对方癫痫病发作，就只有31%的人采取行动。

    这些实验都证实他人的在场抑制了救助行为的发生，于是不同于道德谴责和环境决定论，巴利和拉塔内对克纽公园的谋杀案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他们把它叫做“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或者叫做“旁观者效应”：在一个紧急情形下，因为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才使得旁观者无动于衷。

    他们认为，在一个群体中，帮助人的责任会被分散，旁观者越多，个人感受到的救助责任就越少。回到格罗维斯的案例，问题就在于有38个人都听到了她的喊叫，每个人都觉得应该有其他人报警，自己没有采取行动的紧迫感。行凶者莫斯雷后来就跟警察说，虽然有人打开窗户喝止他，但他不在乎，“我觉得那人肯定会关上窗户，继续睡觉，事实的确如此。”

    但“旁观者效应”终究只是对现象做出的解释，它无意为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开脱，就像那38个目击者，无论怎样，他们不会忘记，在1964年3月13日凌晨，他们没有站出来。或许他们确实是被“旁观者效应”蒙蔽愚弄了，但这种深深的自责却是内心深处的。

    ■“寻找灵魂”

    尽管吉娣·格罗维斯案的影响在美国延续了四十多年，但依然不能阻止另一起悲剧的发生。

    2008年5月30日，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市，78岁的老人托里斯正沿着街道行走，突然有两辆相互追逐的本田车和丰田车高速驶过，本田车将托里斯撞得几乎飞了起来。托里斯当即倒地，满身鲜血。虽然闯了大祸，但两辆车的司机却不顾一切，绝尘而去。

    随后，9辆汽车从托里斯的身边驶过，没有人下车查看老人的情况。路边的行人目睹了事故之后也无动于衷，其中一些人走上前去但都没有靠近，更没有人去阻挡路上驶过的车辆，避免老人再次被轧。直到一分半钟后，一辆巡逻警车从事故现场经过，才将老人送到医院。

    几天后，哈特福德市警方公布了拍下的视频，迅速传遍全美。当地报纸随即在头版显著位置用了“毫无人性”这样的标题。自此，哈特福德市开始了一轮“寻找灵魂”的大辩论。

    这件事情并没有因为风头过去而立即走出人们的视线。2009年5月11日，托里斯去世。当地媒体的标题是《托里斯走了，现在，你还会袖手旁观吗？》，其中写道：“我们已经对不起托里斯一次，不能再有第二次了。向前走，把从他那里抢走的正义还给他。”

    当地媒体在一年之后重新访问了民众，想知道这件事情对他们的道德观有什么影响。一位女士说，自己在市中心看到有位老奶奶突然倒下，所有人都停下脚步帮忙。她的朋友也说，“大部分哈特福德市市民都会互相帮助。”

    2008年夏天，哈特福德市多了两个全新的组织———“哈特福德犯罪阻止者”和“哈特福德关爱者”。当地媒体评论说，“这都是托里斯留下的‘遗产’。”

    现在，小悦悦事件再次触动了中国人的伦理底线。在中国，经历过彭宇案，人们似乎对救助他人慎之又慎。许多人慨叹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唾弃“看客”的劣根性。对照格罗维斯案，它引发的争议和研究仍有意义。既然知道了“旁观者效应”，那么就不要再继续旁观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