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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说◥
从李仲揆改名李四光说起
  • 2011年12月12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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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提李仲揆这个名字,你肯定不知道是谁,可要说起李四光,不论老少都再熟悉不过了,著名的地质学家,摘掉新中国贫油帽子的人。你听说过吗?鼎鼎大名的李四光14岁前一直叫李仲揆,他是为何改了这么个响当当的名字呢?这里面有一段趣事。
  14岁的李仲揆因成绩优异被学校选送日本留学。填写出国护照表格时,他一不小心在“姓名”一栏中填上了年龄“十四”两字。这下可苦了李仲揆同学,表格就一份,再填需花钱买,可他没钱买。好在当时的学籍管理不像现在那么严格,于是聪明的李仲揆同学灵机一动,把“十”字改成了“李”姓,这样姓名就成了“李四”。改后仔细一端详,这“李四”太俗太不好听了,于是又提笔在“李四”的后面加了个“光”字。这一改就成了“到四面八方追求光明”之意,自己也顿觉欣欣然。从此,“李四光”三字渐渐闻名于世。小疏忽成就了大寓意,大寓意成就了非凡人生。
  名字是人的符号,是人的信息向外传递的载体。俗语说,“名不正,言不顺。”现在起名字不仅要讲究平仄,还要讲究内涵和个性。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人的品格在日常修为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向自己的名字趋近。于是,改名字也成了品格养成的手段。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原北京大学校长沈尹默先生,原名叫沈君默。有一次,一个朋友跟他开玩笑说:“沈先生,你平时默不做声,何必名字中多带一口呢?”意思是,他的名字中已有“默”字,而“君”字下面又有一“口”,未免多余。沈尹默先生当即表示赞同,平时奉行“希言自然”的他,从此改名“尹默”以明志。
  在“孙中山”这个响遏行云的名字出现之前,孙文博士经常使用的是“孙逸仙”三字。当时孙先生常年奔走海外,从事革命事业。为方便秘密工作,他为自己起了个日本名字“中山樵”。一次章士钊翻译孙先生的革命活动资料,由于日语水平有限,误将“中山樵”译成了“孙中山”。此名一出,大得孙先生喜爱,竟将错就错,将这个响当当的名字深深地刻在了中国近代史上,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
  徐志摩21岁出国留洋前并不叫徐志摩。他小时候,家里来了个叫志恢的和尚,亲切地摩挲过他的头。他爸徐甲如先生信佛,觉得灵光可借,于是,在徐志摩出国前给他定下了这个大名。年轻的徐志摩慧心独具,写下许多彪炳千秋的文字,早早地就扬名海内外。可惜的是,佛光也敌不过一个“情”字,徐志摩还是不幸坠机、英年早逝了。
  现代文学史上的改名比较能说明问题,当谢婉莹改成了冰心,当周树人改成了鲁迅,当陈乾生改成了陈独秀,都成就了鼎鼎大名。他们改名的原因大都倾心于新名字特别的寓意,当然也有例外,有的仅仅是个性使然。像丁玲女士本不姓丁,只是觉得“丁”字好写,遂自作主张姓了“丁”。还有的改名仅仅是当时心情的体现,不承想却写进了文学史,像沈雁冰就是一例。1927年的沈雁冰写小说刊发无门,穷困潦倒,内心十分矛盾,于是顺手在手稿上署了个“矛盾”的笔名。后来小说得到了叶圣陶的喜爱,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叶圣陶觉得“矛盾”是个哲学名词,不像人名,便在“矛”字上加了个草字头。从此,人们知道“茅盾”的多,知道“沈雁冰”的少了。
  在当代,人们更加珍重自己的名字了。特别是娱乐圈里,名字起得靓不靓,跟响不响、红不红有相当大的关系。当跑龙套的刘福荣改成了刘德华,做武打替身的陈港生改成了成龙,普通的邻家小妹杨岗丽改成了杨钰莹,土里土气的张菊霞改成了韦唯,名字在主体的努力下不仅大红而且大紫了。
  凡人皆有姓名,这再普通不过。但名字对人来讲并不仅仅是个普通的符号,有一点是肯定的,名字天天与人亲密接触,会在无形中成就人,这不是唯心。“平娃”改成“平凹”也定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当然这并非绝对,名字寓意跟现实情况不尽相符的也比比皆是。蒋干不干练,来俊臣绝非俊臣,杨国忠并不忠于国家,魏忠贤更是玷污忠贤二字……这种强烈反差构成的讽刺,代代不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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