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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工的艰辛务工路——
为要回工钱三年没回家了
文/本报记者李金金
  • 2012年03月01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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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岁的刘兆忠苍老而瘦弱。 本报记者 郑美芹 摄
  每当想起家中70岁的老母亲和尚未结婚的儿子,58岁的的刘兆忠便不忍心离开东营。他是家中的顶梁柱,还有三万多元的辛苦钱没有要到手。这位来自济南长清的农民工,已经在东营从事十几年的劳务工作,他睡工地,啃干馒头,受工伤,受过骗……繁重的工作和未要回的工钱拖累着他的身心。
  “再缓两年吧,两年后我就60了,把原来的账要回来就该回家了。”刘兆忠叹了口气,眼睛里满是浑浊的液体。
下雨下雪 也不舍得花两元钱住宿
  2月13日,记者在东营三旺劳务市场见到刘兆忠时,他穿着单薄的棉衣,皮肤干枯、满是皱纹,58岁的他在众多务工者中显得矮小而瘦弱。刘兆忠的家在济南市长清区马山镇马达村,2000年左右,他听说东营工资较高,就独身一人来到东营打工。
  来东营后,刘兆忠干过建筑工、油漆工、木工……只要是能挣钱、干得了的活,他都干过。刘兆忠说,他已经五六年没添新衣服了,“遇到好心的老板,他们会把不穿的衣服送给我。”
  为了省钱,就连最基本的吃饭刘兆忠也是饥一顿饱一顿,“大多时候都是买几个包子和馒头。”能遇到管饭的老板最好不过了。刘兆忠也很少花钱住宿,即便雨雪天也不舍得花2元钱去住集体宿舍,“在工地就住帐篷,安装木门住地下室。”他说,有个不漏风的地方就不错了,更多的时候,他睡在露天的工地上。
  刚来东营的时候,刘兆忠40多岁,一般的活都不在话下,工钱存够三五百,他就到邮局把钱打回家。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工厂一般以年龄为由将他拒之门外,再加上刘兆忠矮小瘦弱,劳务市场很多雇主不敢用他,这也让他很为难。
左手受伤 右手刷漆赚钱抵医疗费
  2009年5月,刘兆忠在给西城一家户主安装门口时,门口处的水泥面和白灰面没干透,一不小心手中的电锤与脚下的电线发生连接,强烈的电流将刘兆忠推出6米远,摔倒在地之后,他又被地下的各种电线、铁丝绊倒。剧烈的疼痛让刘兆忠一时缓不过神来,之后他去了一家骨科医院,医院的诊断结果为:左手小骨劈7公分,错位一公分半。活没干完,老板一分医药费也不出,住院的花费只能自己承担。
  但昂贵的医疗费他实在拿不出来。“院长好心,就给我找了份刷油漆的工作。”刘兆忠说,左手不能动他就用右手刷。刘兆忠住了4个月的院,花了1100元钱,除了刷漆挣钱外,他还借了工友一部分钱,刘兆忠说,那是他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了。
  刘兆忠留下了病根,一到阴天手腕就钻心地疼,他说,手伤恢复之后他也想回家不出来了,但是一想到家里70多岁的老母亲,22岁的儿子在青岛打工,儿子结婚还需要很大一笔花销,“任务没完成,还得继续干啊。”
雇主失踪 从其他工地挣钱给工友
  工作再苦再累对刘兆忠来说都没关系,让他最揪心的是要不回来的工资。
  2001年,刘兆忠在八分场附近的劳务市场找活时,一位雇主找到他要安装二次结构模板,由于这个活需要的人多,刘兆忠就大胆地当了一回包工头,他又找了七八个人一起。怕工钱要不回来,刘兆忠还和雇主签了用工协议,一干就是两个多月,两个月里,雇主给了刘兆忠2000元,刘兆忠就把钱先分给了工友,可是当再要钱时,雇主说年底给。
  眼看着到了年底,刘兆忠却找不到雇主的踪影了,“电话也打不通。”刘兆忠说,一共是1万两千多元的工钱。雇主的钱要不回来,但工友的钱不能不给,忠厚的刘兆忠就硬着头皮去其他工地打工挣钱,然后一点点的还给工友……
  “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刘兆忠说,前一段时间,他听人说雇主在垦利东安,就借了20元钱打车跑去要账,结果还是没找到人,落了空……
要不回工钱 已经三年没有回家过年
  最让老刘揪心的,是他最近三年给同一个老板干活,但雇主一直没给他结清过工钱。刘兆忠的这个雇主就是四干桥附近的一个木具厂。当时老板和他说好安一个门口8-10元,一个门上锁是10元以上,三年的时间里他安装了800多个门口,240个门上锁,一共是2万多元。
  他每次向老板要钱,雇主只是简单地给他几百元的生活费,从来没说要结清。2010年腊月二十六,他去雇主家要钱,没找着人,2011年腊月二十八,刘兆忠再次去要工钱,也没要到。
  要不回工钱,刘兆忠没脸回家过年,“人家外出打工都给家里挣了不少钱,带回很多东西,我啥也没有,回去干啥。”刘兆忠告诉记者,这两年年底他都是准备要到工资回家过年的,但要不回钱连路费都没有,实在没脸回家。“大年三十,还是劳务市场的人看到自己可怜,给了碗饺子。”说到这里,这位年近六旬的老汉眼中含着泪花,“再等两年吧,把工钱要回来,给儿子攒够结婚的钱,就该回家养老了。”
记者手记: 去采访的地方 需要鼓足勇气!
  年后农民工陆续进城务工,为了寻找一位有故事的农民工,我到劳务市场进行“摸鱼”。
  我一直对朋友说,劳务市场是我最怕去采访的地点之一。到那之后,工人们会以为我是雇主,“呼”地一下围过来很多人,我一个小女孩被围得密不透风,还有七嘴八舌的言语,当时我真有些站立不住,只能先稳定情绪。当我说明自己的来意之后,他们中会有一些人去调侃,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我坚信,为了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这些都是值得的。
  刘兆忠是千千万万农民工中的一个,只是他的经历似乎更有代表性,五六年没穿过一件新衣服,鼓足勇气当了一次包工头,却要自己从其他工地上挣钱还给工友,要不回工钱居然三年没回并不远的家。他所经历的很多事情都让我难以置信,而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语气是平淡的,竟然没有抱怨。“心里不难过吗?”我轻声问,没想到他挥了挥粗糙的手说:“别想,啥也别想,想那么多没用,不能想,越想越难受,想想就什么也干不了,毛病也出来了。”
  这段采访,我与农民工一起在寒风中站了两个多小时,穿得很厚的我仍被冻得脸通红,这些工人时而围过来插上几句,或感叹或同情或调侃。回来的路上,回想起这些农民工的背影,想到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我知道,他们所承受的,比大山还重!他们撑起的是另一片天!
  (本报记者 李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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