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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3月1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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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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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名:《浩荡两千年》
◆作者:吴晓波
◆出版:中信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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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中国经济史上,有两种植物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
◆书名:《浩荡两千年》 ◆作者:吴晓波 ◆出版:中信出版社
棉是一种外来植物,原产于印度,在汉字中第一次出现是南朝的《宋书》。朱元璋建国之后大力推广棉花种植,他下令,农民有田5~10亩的,俱令种桑、麻、棉各半亩,10亩以上倍之,地方官不督促的要处罚。《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共有田地850万顷,比元末增长了4倍多,其中棉田的增加最为显著。
明代的这场“棉花革命”,如同之前的“水稻革命”一样,再一次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如现代经济学理论所提示的那样,只有当单位投入的产出增加时,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和人均收入才会持续增长。很显然,“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都符合这一定律。《明史·食货志》中就曾这样描写朱棣时期的情况:“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如果将明代棉纺织业的发展放在全球经济史中进行观察,我们将看到一个颇可参照的现象:发生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其实也是以纺织业为启动点的,而它最终引爆了机械技术的革命性创新,同时带来社会组织的颠覆性变化,最终诞生了资本主义,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方向。
至此,所有的读者均会生发出一个重大的疑问:为什么同一个产业的创新,在中国却没有引发与英国相同的革命性效应?那么,在一个小小的松江府中,每年2000多万到3000万匹的棉布到底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比英国产量大出6倍之巨的产能规模,为什么没有形成集约式的企业化生产?
在一朵小小的棉花里,藏着一个巨大的“明代秘密”:每年6亿匹的棉布居然绝大部分是由一家一户的农村家庭所织就的。在明代的众多地方史志中,我们一再读到这样的记录:每个农家都有织机一部,耕作之余,无论妇幼老小都从事纺织,全家动手,机声不休,通宵达旦。每户所织之布虽然数量甚微,但是因户数众多,聚合之后,却成惊人的亿万之数。
这种“一户一织”的家庭纺织与规模化的工场化生产相比,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优势是,前者的从业者几乎没有劳动成本支出,老幼妇女都可从事,而且时间也是几乎没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利用闲暇时间单独操作。在这种生产模式的竞争之下,规模化的手工业工场当然就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了。
这就是拥有6亿匹产能的棉纺织产业竟然没有培育出一家手工棉纺织场的原因,也是引发了西方工业革命的纺织业在中国没有产生同样变革的根源。在现代经济研究中,早期的乡村工业常常被称为“工业化原型”,它为工业革命的诞生提供了市场和技术前提。然而在中国,乡村工业则变成了工业化的障碍,它发挥无比的抗拒力,来阻止工厂的兴起与工业化进程。正因为棉纺织业在制造环节被家庭作坊所控制,所以在技术进步上无法向工厂化和机械化进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甚或它竟有宿命的意味。
而这种戏剧性的状况,又是中央集权体制所最为渴求和推崇的,它十分完美地符合了“男耕女织”的社会理想,每一个社会细胞都被打散,在经济上缺乏聚合的必需性,因而得以保持低效率前提下的“超稳定结构”。但在中国,这条‘上达’的通路,又遇到了集权的专制主义的障碍。”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经济制度的变革与政治制度有最密切之关系,“均贫灭富”的小农经济和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当一项技术革命发生之际,后者会本能地将之“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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