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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限苍蝇”
  • 2012年06月19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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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著名杂文家严秀先生写过一篇杂文——《论“数蚊子”》,文中对机关下发公文通过“数蚊子”考核工作业绩的官僚主义进行了尖锐批评。近日出差几天,回来后翻阅积压的报纸,竟然在5月24日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限苍蝇”的报道。
  报道称,《北京市主要行业公厕管理服务工作标准》作出规定,“要确保每间公厕中的苍蝇数量不超过两只。”“数蚊子”的故事过去了将近60年,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又出台了“限苍蝇”的措施,也算是与时俱进了。
  浏览几天前各界对此事的反映,可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有的谈及“苍蝇编制”。网友们调侃道:“北京的苍蝇愤怒了!请问:‘凭什么南昌公厕的苍蝇可以有三个编制,我们北京就两个?’南昌苍蝇瞥了一眼:‘谁让你们北京的户口那么贵啊!’海南苍蝇听后哭了:‘我们那里房地产太贵,所以是零编制,连名额都木有啊!’”有的提议,不仅要限制苍蝇数量,更要限制苍蝇性别,只有这样才能让苍蝇断子绝孙。因此,“这两只苍蝇不能为一公一母。计划生育委员会应该搬入公厕办公。”相比之下,“南京的苍蝇是中国最具幸福感的苍蝇”,因为南京给了苍蝇5个编制。
  有的提议设立“苍蝇禁飞区”。“厕所先生说,北京需要‘苍蝇禁飞区’。”“厕所先生”是指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创始人杰克·西姆,他因致力于全球厕所卫生而赢得了这个“昵称”。两只苍蝇并非什么高标准,西姆先生建议道,“一只苍蝇都没有”才是干净厕所的唯一标准。似乎北京两只苍蝇的标准与“苍蝇禁飞区”的要求还有距离。网友报道:“受北京公厕苍蝇限养两只的影响,北京苍蝇纷纷离开北京,赶赴津、冀、豫、鲁、东北以及农村的广阔天地去发展。”更有网友突发奇想:“苍蝇王国发布紧急命令,采取战略性转移,放弃厕所大本营,除两只在厕所留守外,化整为零,转移到餐厅、酒店、超市、肉铺、菜市场等场所。”
  媒体与网友的讽刺、挖苦、玩笑,让人忍俊不禁,却不由得想起关于官场现状的严肃课题。官场弊端,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秽政,如贪贿财色之类;二是乱政,如蛮干强拆之类;三是惰政,如尸位素餐之类。种种迹象表明,北京市出台的这项标准显得极其不周延、不严谨,可谓尸位素餐之典型。比如说,标准只强调了公厕苍蝇不超过两只,却并未明确是活苍蝇还是死苍蝇;又比如,如果本公厕苍蝇恰好两只,对它们如何对待却无规定,是与它们和谐相处还是对它们置之不理?再比如,如果公厕管理方声称,本公厕“原住蝇”只有两只,其余均为“到此一游”的“外来蝇口”,又当如何鉴定?还比如,标准只限定苍蝇不得超过两只,那么,苍蝇的子孙算不算苍蝇?苍蝇的幼虫如何清点与计算?苍蝇配额已定,配套措施若何,是否也要领导带头、齐抓共管,是否也要严格验收、奖惩兑现?至于灭蝇经费如何保证,更是不着一字。
  严秀先生当年批评“数蚊子”事件,引用了列宁批判官僚主义的大段言论。然而,时移世易,随着苏联真相的揭露,随着革命信念的淡化,这样的批评已是隔靴搔痒。在现代化与信息化社会里,一些官员出行有汽车,上楼有电梯,办公有网络,似乎“官员不出门,可知天下事”了。其实不然,相当一些官员的思想感情、行为方式,早已脱离了人民、脱离了基层、脱离了实际,他们整天灯红酒绿、养尊处优、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等级授职制的保护之下,任何可能为这个机构带来利益的事情,他们都会极力钻营(比如审批收费);任何对这个机构无利可图的工作,他们都会置若罔闻(即使是本职工作);任何有损于这个机构利益的事项,他们都会百般抵制(包括改革)。为了显示这座庙宇的存在,为了彰显这位庙祝的神通,他们也会偶尔显灵,吸引香火,那就是下发一些不着边际、脱离实际、劳民伤财、事倍功半的指令、标准与通知。“数蚊子”是旧话,“限苍蝇”是新例,体制不改革,旧话、新例难免雷同,区别只在于“蚊子”与“苍蝇”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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