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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6月25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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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侯志留影于1958年。(翻拍) |  | 1954年,侯志(左二)在沈阳市高坝村接见前来参观访问的朝鲜妇女代表团成员。(翻拍) |  | 刘传功老人向记者讲述侯志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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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韩杰杰
侯志(1905—1982),女,青州侯庙村人,夫为武胡景。1924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山东省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1982年1月逝世。
刘传功和他笔下的侯志
5月的一天,在青州市档案馆,记者见到了刘传功先生。搜罗、研究侯志女士史料30年的刘传功向记者展示了他拥有的一沓儿照片、书信和整理的材料。借此,记者对侯志女士的跌宕一生也有了些微了解。
1982年,时年37岁的刘传功在青州(当时还叫益都县)从事党史资料收集整理工作。那时,侯志便成为他要起笔的人物。
虽然是山东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但是侯志在记载中却难觅一二。为了将侯志的过往写真、写实,向人们还原一位忠心烈胆的共产党员,刘传功开始了漫漫整理路。
为了搜集零星资料,他远赴北京、济南、青岛。他已记不清去过北京多少次了。当时侯志久卧病床,已不适合见客。他很遗憾没能与侯志交谈。不过从侯志的妹妹侯慧真口中听闻了侯志的很多事情。
后来,他费尽周折联系到了侯志的女儿武华,从那里又得到了很多珍贵资料。他前后共收到武华女士的17封书信。在其中一封上,记者看到武华写道,“她(侯志)的一生对党忠心耿耿,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在她的革命历程中,不管在任何环境下,始终能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最后,她还写道:“您(刘传功)为我母亲的革命事迹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作为她的子女,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侯苓(武胡景与侯志夫妇的长女)接受一次采访时曾说道:“听我母亲说,我大概生于1930年或是1931年,几月份她也记不清了。因为当时母亲、父亲都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斗争环境非常险恶,工作也非常紧张,具体哪一年她也记不确切了。”她记忆中,父母为了革命工作整天东奔西走,还要躲避追捕,带着襁褓中的她不方便,所以她一出生就被寄养在一位煤矿工人家里,后来被送到上海,又回青州,那年她4岁。再一次见到母亲已经是1948年的事情了。
为了让回忆录更周全,刘传功还前去北京几次拜见原国家劳动部副部长刘子久,因为刘子久先生曾师从王翔千,与侯志是同学。
刘传功说,越发掘侯志的事迹,就越被她高贵的品质所吸引和感动。他将侯志的党史整理完毕后,专门将成稿寄给武华,得到了对方的认可。
“直到现在,我还是在收集侯志等一些人物的资料。”刘传功说,当时由于共产党员的工作进行得十分秘密,即使是兄弟姐妹之间交谈,也不会谈及工作,因此收集工作比较受阻。即使是侯志的一些亲人,对侯志的革命工作也知之甚少。
没有电话,就靠着书信,没有汽车,就靠着腿跑。就这么一点点搜罗,侯志渐渐在刘传功的笔下鲜活起来。而记者对侯志的了解,也随着刘传功的娓娓道来而渐渐清晰。
一心报国 志在千里
1905年2月18日,侯志出生于今山东青州市侯庙村。曾用名侯玉兰,马琳,郭张青莲等。“侯志”取“志在千里”之意,是她参加革命后自己起的。
侯志天生聪慧,有主见。旧时农村,人们恪守历代遗留下来的“缠足”陋习。女孩子长至五、六岁,就要“缠足”,否则大脚女人是要被耻笑的。侯志却硬不买这种陈规陋习的“账”。母亲刚给她缠上裹脚布,转眼间就被她扯掉了。折腾来折腾去,最终也没给侯志裹成小脚。
说起侯志家族,虽未出过高官显宦,却非布衣平民。侯志的祖父参加过清朝3年1次的省城举人应考,父亲侯恩渥年轻时曾在烟台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学英文,毕业后先在山东省立邮局当邮差,后提任济阳县邮政局长。他始终克勤克俭,不吸烟喝酒,攒下钱来除购房置地外,其余基本全用到供子女读书上。
1913年,8岁的侯志被送往泰安教会女子小学就读。随着年龄的增长,侯志对教会教授的东西产生了厌倦情绪。后来,她转学到青州城里仓廒女子学校。这是一所官立教会学校,对学生的思想禁锢,比其它学校都严格,不准学生与外界接触。侯志犹如笼中之鸟,憋闷得慌。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到青州。侯志同广大爱国学生、工人、农民一起,奋勇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散发革命传单和抵制日货活动。“五·四”运动给侯志的思想带来一个飞跃,为了寻求真理,探索光明,侯志抱定了“发奋读书、锐意求知、学成报国”的志愿。不久,她以优异成绩,踏进了山东省女子师范学校的大门。
1920年,王翔千来到山东省女子师范学校,以代课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在王翔千的影响下,侯志与她的同学王辩、王兰英等,都成了思想进步、勇于追求真理的优秀分子。
1921年8月,王尽美参加中共“一大”回到济南,准备在益都秘密建立共产党组织。侯志专程从济南提前到达益都,与在益都山东省立第四师范读书的李愉,前往火车站迎接王尽美。王尽美在益都3天,侯志不离左右进行掩护,在益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任务得以完成。
是年9月,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侯志迫切要求参加共产主义理论学习和宣传活动,还与王辩等人秘密建起学习小组,学习政治、时事,阅读进步书刊。同时侯志还积极为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而忘我工作。她带头剪长发、留短发,鼓励同学走出校门,大方与男生交际往来,上街参加反帝爱国斗争。为支援济南工人的罢工运动,侯志带头忌肉、忌菜,把省下来的伙食费捐献给罢工工人。
1923年,经王尽美、王翔千介绍,侯志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山东省最早的女共产党员。
南北转战 屡建奇功
为了探索新思潮,寻求救国救民道路,中共山东党组织于1925年夏作出决定,保送侯志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经过艰苦学习,1928年春,侯志以优异成绩结束在东方大学的学习,同丈夫武胡景一起回国。
从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国内形势异常严峻。回国后,组织安排侯志担任省委秘书兼妇女部长。不久,任省委秘书长。1928年,党组织为了保护侯志,把她派往青岛担任市委秘书长。后党中央急令侯志前往上海,担任了中共沪西区委秘书长。
当时,乌云布满天空,上海的革命形势同全国一样,已经处于低潮。曾经三次举行过工人武装起义、被全国工人向往的地方,完全失去了往日风采。大街上,“包打听”多得很,还有不少被称之为“红头阿三”的外国警察,经常盘查行人。租界林立,洋人横行,百姓垂头丧气。侯志一到上海,就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学校,联络同志,召开会议,部署工作,为在辖区内重新聚集革命力量,再次掀起工人运动新高潮做工作。
1930年,党中央将武胡景和侯志派往唐山,组建中共唐山特委。在唐山,侯志针对这里工人相对集中的特点,几乎天天深入厂矿,开展调查研究,教育工人。从1月至4月间,侯志就帮助建立、健全了7个支部,一个区委,使全市党员由80名增加到200余名。
1931年,侯志与武胡景被调往哈尔滨,改建中共北满特委。期间,侯志与武胡景从整顿党组织抓起,很快组建起5个县委,一个区委,使党员队伍达到近400名。同时,在海员、洋车夫、皮鞋、砖瓦行业的工人队伍中建立起工会组织,随着工会组织的不断壮大,一系列罢工斗争,犹如雨后春笋开展起来。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任命武胡景为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侯志为中央军委秘书。接任后,夫妇俩带着不满1周岁的女儿,在中央满洲代理书记杨靖宇、中共东满特委军委书记赵尚志的护送下,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立即赶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任职,小女儿在路上差点儿被冻死。
在那腥风血雨的岁月里,侯志的工作频频调动,这对于一个拖儿带女的女同志来说,其工作难度可想而知。然而,侯志同志不计个人得失,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不畏杀头坐牢危险,坚决服从党的安排,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充分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远大志向和宽广胸怀。
事实不灭 真理难欺
1935年,武胡景前往莫斯科向我驻苏人员和旅莫人员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并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侯志被再次派往东方大学学习。夫妇二人到达莫斯科后,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和副团长康生,拉拢武胡景,要他在“七大”发言时吹捧王明。武胡景正气凛然,不予配合。在斯大林错误发动“肃托”时,武胡景被诬陷为“托派分子”。侯志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诉,反被扣上“包庇‘托派分子’武胡景”的帽子,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那时,侯志孤身一人,客居异国,无人倾诉。然而,在艰难的逆境中,侯志强咽泪水,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努力学习,发愤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就在侯志准备启程回国之际,接到通知说,共产国际考虑到侯志的俄语水平较高,且有在苏联工作的经验,决定派她随“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先遣队”入关,负责军事情报工作。就这样,直至1946年12月,侯志才正式留在祖国。
令人难以预料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反右”扩大化的进行,对党赤胆忠心的侯志,竟被视为“特务嫌疑”,罢官免职,接受检查。“文革”期间,侯志更是在劫难逃。康生在接见沈阳红卫兵时煽动说,对于侯志,你们青年人搞不透,我们老年人也搞不透她。先告诉你们一条,她是个里通外国的特务。侯志旋即被抓走,押入中央“三办”(康生办公室)。后来,又被关进秦城监狱,遭到一次次的非人折磨。尽管如此,侯志在“造反派”组织的批斗会上,仍斩钉截铁地大声宣布:“我不是苏联特务!事实不灭,真理难欺!”
1978年初,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得知侯志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立刻将她解救出来。出狱那天,胡部长亲自迎接侯志,并把她扶上开往沈阳的专车。此时的侯志,尽管被1600多个日日夜夜的狱中生活,折磨得说话不请,神志模糊,但仍不失一位忠贞的马列主义战士的高尚品德。对党组织的关怀,她万分感激,一次就从补发的生活费里,拿出5000元钱,缴纳了党费。
1982年1月27日,侯志诀别了亲人和同志们,在沈阳与世长辞。追悼会上,许多人面对侯志的遗像,失声恸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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