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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6月10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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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水总的家在逼仄的局口街,附近就是厦门的繁华商业街中山路。 本报特派记者 吴金彪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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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8日晚,厦门市政府确认导致至少47人丧生的BRT公交车火灾系纵火,犯罪嫌疑人陈水总被当场烧死:“陈水总,厦门本地人,1954年生。经警方深入、细致地侦查和技术比对,并在其家中查获遗书,证实陈水总因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
“泄愤”在8日上午陈水总的微博中被发掘出来后,成为舆论共识。
根据“草民陈水总”的自白,距离6月7日爆炸案前90天,想办理退休的他,因年龄错登,社保不予办理,找公安改错又到处踢皮球。这些新近挫折让他一次次绝望,以致拎起汽油报复社会。
其遭遇令人同情,求助无门,最后同归于尽,但在拉上“无冤无仇”的无辜平民垫背时,其行为超越了伦理底线。
民众为陈水总打上了“反社会人格”的标签,觉得他的这种行为已带有“恐怖主义”性质。
“恐怖”无处设防?
“突然看到右后方有火光,感觉很热,再转过头,只见一个人烧了起来,紧接着有人放声喊。”20岁的陈辉(化名)回忆,起火来得突然,许多人没反应过来。
陈辉第一个跑出去,但至今还深深地自责。“事发当晚一直做噩梦,满脑子都是那些无助痛苦的面孔。”
类似的爆炸袭击案件,数不胜数。1998年情人节武汉长江大桥爆炸事件,2001年靳如超石家庄爆炸案,2003年黄翔北大清华爆炸案……其攻击对象都是普通公众,具体目标极不明确。
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会长、刑法和犯罪学教授李云龙认为,这些暴力案件的作案动机是因为某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产生一种绝望心理,继而仇恨社会,并希望通过报复社会的方式来引起关注,或者泄私愤。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心理测试技术专业导师组组长武伯欣曾就此类案件做过心理学分析,他说,袭击者的犯罪心理指向是泛化的、非特定的,具有个人恐怖主义的特征。这类恶性犯罪案件,往往是综合的社会矛盾在袭击者个人身上的反映,其行为、动机具有复合型的特征。
对他们来说,杀人不再是“冤有头,债有主”。
“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何人何时何地会再发生如此悲剧,没有安全感,万一哪天挨着我们该怎么办?”爆炸案后,有厦门当地居民感到恐慌。
李云龙说:“(他们)杀人没有目的,没有说法就要有做法,就向社会公众报复。”这的确让人防不胜防。
自己让自己窒息
爆炸案嫌疑人陈水总的微博自诉浮出水面后,却意外地引发了民众对人性的检视。
在微博中,陈水总显得无奈和无助。他曾于1970年下乡,1983年返城后一家10口人挤着28平的房子。没有工作,直到40多岁才娶妻生子,多次摆摊维持生计,但摊位都被取缔,30多年一直生活贫困。
随着年龄增大,陈水总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苦熬至今60岁盼能办理退休,苟延残喘,万没想到户口当年迁移过程,派出所把年龄填写错误”,为此多处奔走,他认为各个部门互相推诿,“当官一张嘴,草民跑断腿”,这令他绝望,“家无余粮,绝望中祈求别人能给他活路。”
“悲惨”的人生境遇一度引起公众对陈水总的同情,“这个绝对底层人士在被各个政府机关踢了几个月皮球、惨遭戏弄之后,疯狂地报复了社会。我要说,这就是我们为漠视付出的代价,这就是我们不把另外一部分人当作人付出的代价。”有网友说。
不少人反思制造社会报复者的社会土壤,但邻居的描述,无不指向了陈水总偏执的个性。
邻居反映,陈水总很少与他们搭话,而一开口,十次有九次是跟人吵架。8年前搬来局口街与陈水总作邻居的快餐店老板杨丹(化名)说,陈水总老抱怨快餐店太吵,占道经营,曾经一天打9次110投诉。甚至还装上铁门,把快餐店和他家之间的通道堵死。
陈水总的古怪、刻板让邻居们敬而远之,总怕他哪天性情大变又发飙,“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街坊们说。
封闭的生活也让邻居们对他家的事知之甚少,但陈水总多次上访的遭遇邻居们却有耳闻,“来往于政府部门之间,问题得不到解决。”也许办个社保对他很重要,但没人觉得这是天大的事。
就是这样一个默不作声的人,在人生最后的行动令所有邻居都感到意外和震惊。
李云龙说,“从他最终选了乘客最多的公交进行作案,可见他只为杀更多的人。陈水总这种类型的人是弱势群体,他们面向更弱势的群体来泄愤。在实施爆炸时,可能内心得到满足,并有快感,认为完成了自己的生命价值。”
最好的防线是内心
实际上,同样处境的人很多,比陈水总惨的更不会少,他的遭遇并不能支持他这场反社会的杀戮。
每个社会都有弱势群体。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胡扬认为,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促进了阶层分化,如果这种分化是在市场秩序尚未完全形成,法律调控机制、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发生,就会使自认为得不到社会公平竞争的部分人产生焦虑。如果这种社会焦虑长期得不到解决或发泄,很可能就出现不理性行为,“比如爆炸案的发生。”
李云龙认为,虽然陈水总是极端个例,但由于中国人口多,这种问题和现象不容忽视。一些社会矛盾若长期得不到解决,很可能就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
不过,“当下贫困、窘迫,但对未来仍有期望的人,是不大会有失范行为的。我们应该让其看到希望。”胡扬表示。
对于陈水总这样的上访者,李云龙认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听取他们的诉求,并对问题积极进行解决。无论如何强调陈水总“悲观厌世”,当地政府都不能忽略他所遇到的诸种困境。
对于陈水总的自我封闭,周围人也应该进行劝导。“人们愈是脱离整个社会,就越容易违背社会准则和法律。”胡扬说,这需要社区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人相助,“不然他们本身是弱者,可能会伤害更弱的群体,再次酿就大悲剧。”
“最好的防线应该来自人们的内心。”胡扬认为,目前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急需一个舒缓压力的渠道。然而,在中国,看心理医生似乎还是可有可无。没有建起一道可靠的心理防线,一个人的焦虑便很容易变成整个社会的恐怖。
然而这种对社会的反思,终究不能超越大是大非的底线,也不能混淆罪与非罪的区别。李云龙强调,“不能同情犯罪者,这是对社会具有破坏力的爆炸事件,犯罪者理应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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