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朱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出版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该建议呼吁新中国的中央行政中心区离开北京旧城,在其西郊建设,以求达到完整保护旧城和建设新城的双赢局面。近年来,从建筑界到大众媒体,很多人都对“梁陈方案”关注有加。但大多数叙述都缺乏历史分析,仅仅重复一个简化印象:建国之初,似乎只有梁思成和陈占祥二人在孤军奋战,提出这样特立独行的方案,最终悲剧性地未被采纳。很多人甚至据此印象,得出一个更宏观的结论:北京正因为上世纪50年代未采纳梁、陈的建议,将中央行政区设在旧城中,过度依赖中心式发展,才导致今天内城拥塞、秩序紊乱的局面。最近出版的《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一书,通过对众多史料的研究与分析,发现历史要复杂得多。
1937年—1949年:
“西郊新市区”的历史遗产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侵占北平,将其更名为“北京”,于1938年成立建设总署。1937年秋天,日本特务机构聘任土木专家佐藤俊久和稍后的山崎桂一制定了北京的都市规划:考虑到风向、水源和通往天津的运河等因素,在广渠门外二公里处规划了“东郊工业区”；将通州计划发展为重工业区；依地形等条件,在复兴门外约四公里外规划了“西郊新市区”,用以安置政府机关和日益增加的日本侨民。
北京“西郊新市区”经由1937年—1943年日本人的规划、建设,以及1946年—1948年国民政府的接管和修订规划,到了1949年,已初具一个新城市的架构,更积累了很多城市规划的构想。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刚接管政权的北平政府显然也极重视“西郊新市区”的建设,并认为应与北平未来的发展规划一起通盘考虑。1949年5月8日,刚由国民政府北平工务局改组成的北平建设局,邀请了城中一批著名的建筑、工程、艺术专家,包括华南圭、梁思成、刘致平、朱兆雪等,参加“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为城市建设出谋划策。
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叶剑英到场,再次强调“今天集中讨论一下西郊建设问题,免得老在北平城里挤”。同时到场的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也希望“各位把新北平计划一下,以日本人的计划为示范,建设东郊西郊新北平……近一两年来,西郊新北平荒废,希能提前一步建设起来”。
最后,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听取专家们的建议,筹备成立“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都委会”),吸收学者、专家参加都市计划的调查、研究、设计,宣传并指导计划的实施。梁思成被任命为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华南圭任委员之一。在梁思成物色的专家中,曾在英国随阿伯克隆比研究都市计划学的陈占祥于1949年10月从上海到北京,出任北京都委会企划处处长,与梁思成合作北京“新市区”规划。
1949年底:
苏联专家翻盘
1949年9月16日,北平市人民政府邀请以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为首的17人市政专家工作组到达北平,帮助研究北平的城市规划和建设。
12月19日,苏联专家组到北京三个月后,由聂荣臻市长主持,在六部口市政府大楼召开了城市规划汇报会。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和都委会的梁思成、陈占祥等专家出席了会议。
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作了“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对北京的人口和地区规模、功能分区、行政中心区选址和行政与居住房屋的设计等几方面提出建议。在谈到人口规模时,巴兰尼克夫强调北京作为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而目前北京工人阶级仅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四,是个消费城市,所以北京必须进行工业建设。针对行政中心区选址,巴兰尼克夫认为应设在城内,“为了将来城市外貌不受损坏,最好先改建城市中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他认为“具有历史性的市中区”天安门广场,由于近来举行了阅兵式、新中国成立典礼和人民游行,更增加了重要性,因而成了首都的中心区,因而与它相连的主要街道也可断定。巴兰尼可夫建议:第一批行政建筑应分布在长安街南边,东单到公安街一段；第二批建筑设在天安门广场顺着公安街的外右边；第三批建筑在天安门广场的外左边,西皮市并经西长安街延长到府右街。他还更具体地提议第一批建筑为五层,第二、三批为四层,“外表要整齐,房屋正面可用有民族性的中国式样的建筑”。
苏联专家组还集体提交了《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该文件中更明确地驳斥在日本人留下的“西郊新市区”建行政区的设想,指出那种“认为政府的中心区建筑在城外是不经济的”。按照苏联经验,新的行政房屋建在现有的城市内,在市中心尚没有建筑房屋的地区开始,可以经济、快速地解决配置政府机关和美化市内的建筑。旧城内已有文化和生活必需设施和基础设施,而在“新市区”则需要从头开始建设,因而是不经济的。另外,正因为北京城市具有历史性和高度的美学价值,在其内部建设良好的行政房屋,可以“装饰北京的广场和街道,增加新中国首都的重要性”。
当天,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和副局长赵鹏飞作总结:经综合讨论,大家对巴兰尼克夫的报告在很多方面都持一致意见,根本性分歧集中在行政中心是设于旧城内还是“西郊新市区”。这时,曹,赵二位领导,一改几个月前政府迫切要在“西郊新市区”建行政中心区的态度,转而“完全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
1950年2月:
“梁陈方案”
梁思成与陈占祥没有屈服。会后,二人意识到必须尽快提一个完整的抗衡方案,1950年2月,梁、陈二人完成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
梁、陈二人逐步反驳苏联专家关于在旧城建行政中心区经济合理的观点。首先,他们认为这是极困难的:庞大的中央行政区,很难安插在非常完整、系统化的旧城布局中,更难为将来发展留有余地。而且,这样做还有诸多缺点,包括增加旧城人口密度、引发大量拆迁、破坏古都风貌、增加交通流量、加大机关办公和住宅通勤距离等。
梁、陈还认为,回避集中布置行政中心区,而在旧城中分片建造,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增加全市性的问题。若按欧洲传统的沿街建高楼做法,会破坏北京的民族形式及和谐市容,并使办公楼面向交通噪音和尘土；如将建筑压低到二、三层,用中国院落部署原则,占地面积太大,其住宅也得另划地区。最后经过繁杂的拆迁,换来的“行政中心仍然分散错杂,不切合时代要求,没有合理的联系及集中,产生交通上的难题,且没有发展的余地”。
经过以上分析,梁、陈推出他们的建议:在西郊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即在旧城与日本人留下的“西郊新市区”之间设中央行政区。这样既可以与旧城紧密联系,又利用已有一定基础的“新市区”建设配套住宅区。
1950年—1954年:
“梁陈方案”之后
“梁陈方案”报上去后,各级领导不置可否。自1950年秋季至1952春天,梁思成被各种运动席卷,频繁在清华建筑系和报刊上作各种思想检查,反省和清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到了1952年,在专业上绝对服从苏联专家也已经成为硬性政治任务,梁思成基本被排挤出北京城市规划的制定工作。
1952年下半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北京市政府要求都委会尽快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都委会于1953年初提出甲乙两个方案,两方案都将中央行政中心区设在旧城中,区别在于甲方案将行政区在城中分散为多个片区,乙方案则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周围。都委会将甲乙合并综合成一个丙方案,提交给北京市委领导的“畅观楼规划小组”参考。该小组由市委秘书长郑天翔主持,抽调了储传享、李准、陈干等一批中青年技术人员,并聘请苏联专家指导,提出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于1953年11月26日上报中央。1954年市委再根据国家纪委的意见对规划草案进行了局部修改,提出1954年修正稿,基本确定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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