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在日本东京,东芝公司社长纲川智在新闻发布会上鞠躬。 新华/美联
曾几何时,“日本制造”是一个令人称羡的名头。索尼、东芝、夏普、松下、三洋等各种日系品牌充斥了中国的市场,也塞满了上一代中国人对“时髦、品质”的记忆。然而,这些煊赫一时的日系企业却在近几年内迅速衰败。三洋宣布破产,夏普、松下插标卖首,索尼年年爆出破产传闻。日本制造业到底遭遇了什么呢?日本的教训有哪些值得今天的“中国制造”深思?
本报记者 王昱
小微企业
“日本制造”的秘密武器
想要破解“日本制造”兴衰转换的秘密,恐怕先要从二战中的一桩旧事开始讲起。
1945年3月,美国终于打下了毗邻日本本土的硫磺岛,可以在岛上修建供起降B52轰炸机的机场,对日本进行战略轰炸了。美国人打仗一向奉行“掐脖子”的战术,十分重视通过战略轰炸,让敌方的工业瘫痪。然而,在对日本进行轰炸时,美国人发现,这招居然不好使了,无论他们怎样反复轰炸三菱、住友等重工业企业的武器工厂,日本人都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生产。惊奇的美国人找了一堆专家进行紧急研究,才搞清了其中的问题所在——原来,日本大部分工业产品的零件当时都是由几十人的小工厂、小作坊承包的。这些小工厂分散在东京、大阪等城市的各个角落,一旦把零件做好,骑着自行车、推着三轮,就能把做好的零件送交给“上级企业”,最终聚沙成塔、组装出一架架零式战斗机,奔赴战场。
从没见识过如此生产模式的美国人被这阵仗吓呆了,冷静分析之后,他们改为采用燃烧弹,对小微工厂藏身的各大城市进行地毯式轰炸。在东京、大阪等地烧成一片焦土之后,日本整个工业生产体系才随着这些小微工厂的成批毁灭而彻底崩溃。
谁也没有想到,日本这个在二战中给美国带来小麻烦的产业结构,在二战后的经济战场上,又给美国带来了强力一击。
二战之后,日本人从美国那里学会了“产品质量控制”和“物流管理”,这两个新概念的引入让日本中小企业组织体系如虎添翼,日本逐渐形成了一套所谓“系列企业”的工业结构。在“日本制造”黄金期的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索尼、东芝等大型电器公司,还是丰田、本田等大型汽车公司,其周围都围绕着成百上千个中小公司。在这个类似金字塔的结构中,顶端是一个有着强大产品营销能力的大公司,为这家公司提供产品的是一批被称为“第一次供应商”的厂家,而为“第一次供应商”提供零件的则是“第二次供应商”。以此类推,到了所谓“第四次供应商”或“第五次供应商”那里,这些企业一般就都是只有数十人甚至数人的小公司了。
上世纪80年代,曾有人对日本丰田和美国福特所生产的汽车进行比较,发现丰田汽车的零件中只有30%是自产,剩余的70%全都是供应商提供的；而福特公司刚好倒过来,70%为自产,只有30%依赖供应商。日本的产业结构之特殊可见一斑。
这种特殊的产业结构,正是日本当年制造业神话的谜底。有人拆开索尼随身听,发现里面的每一个零件都做得精益求精,宛如工艺品,于是感叹这是日本人的“工匠精神”使然——事实上,促成这种精致的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工匠精神”,而是因为每个零件都是某家企业的最终产品。为了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他们不得不将零件做得精益求精,并在这些不起眼的小零件上不断创新。积小精致为大品质、积小创新为大创造,正是当年日本制造业横行世界,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决胜法宝。
然而,日本制造企业赖以崛起的这种特殊产业结构,却在不久之后再次遭遇了“燃烧弹”。
财团背叛
摧毁小企业的“燃烧弹”
1985年9月22日,美、德、法、英、日五国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了一份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广场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使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下调,以刺激美国出口,解决美国当时的巨额贸易赤字问题。
今天很多中国人在谈及《广场协议》时,喜欢将它描述成西方国家为了阻击日本而有意制造的一场惊天阴谋,是日本其后经济一蹶不振的罪魁祸首。的确,《广场协议》的后果是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在短时间内几乎翻了一番,对日本制造业出口难免造成影响。但持此论者忽略的一点是,日本当年其实是主动接受这份《广场协议》的,协议签订期间日方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哪怕形式上的抗议,反而表现出了“欢迎态度”。
日本为什么甘心这么做呢?这就要分析一下当时的日本究竟由谁说了算。在一般人看来,丰田、本田、索尼、东芝这样的大企业对日本来说已经算是“国之命脉”,然而,这些企业在日本经济界也不过只是棋子而已。真正掌握日本经济走向的,是脱胎于日本战前“财阀”势力的六大垄断财团: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劝银。这些财团通过控股的方式控制日本各大制造业企业,比如东芝其实就听命于三井财团,与其同属三井旗下的还有大名鼎鼎的丰田汽车。
在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制造业巅峰时代,这些站在企业身后的财团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那么,怎样让这些财富更快增值呢?彼时,出口商品因为来钱太慢,已不再是财团老板们的最优选择,他们将目光转向了海外投资和房地产、股票市场,而想要炒热这些产业,日元升值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于是在《广场协议》签订前,日本各大财团动用其在政界、媒体的影响力,积极鼓吹日元升值给日本带来的好处,最终促成了这纸协定。
然而,《广场协议》对于日本中小企业的打击却是致命的,这倒不是因为日元升值导致出口减少(事实上,协议签订后的最初两年,日本因为产品的质量和口碑,对美出口仍在稳步增加),而是因为财团开始通过银行掐断对它们的资金供应链——钱都拿到海外投资、炒房炒股了,哪还有闲钱提供给你再生产呢?而中小企业对于资金供给却又是最敏感的。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时期,一边是各大财团出资兴建的摩天大楼破土动工；另一边,大量中小企业却因为无米下炊而纷纷倒闭。
前几年,日本有部热映的电视剧《半泽直树》,剧中一个情节生动地再现了这个过程。主人公的父亲是一家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当银行要收回贷款逼他破产时,他拿着自家生产的螺丝跪在地上,哭诉自家螺丝做得有多么好,如果自己破产,上下游又有多少小企业要跟着完蛋,但银行不为所动。主人公的父亲最终自杀,临死前留给儿子一根螺丝,痛苦地说:“日本就是由这样一个个小螺丝支撑起来的啊。”
是的,“日本制造”就是由这样一个个螺丝一样的中小企业支撑起来的,当财团的背叛如当年的燃烧弹般摧毁它们时,“日本制造”的神话也就来日无多了。
雄风不再
年轻人择业求稳
日剧《半泽直树》中,主人公最终通过努力向当年坑害父亲的银行完成了复仇。但讽刺的是,他的复仇方式也是通过银行业,而不是去生产“支撑日本”的螺丝。这个安排十分贴切地暗喻了“日本制造”当下的窘境——受创的中小企业难以复苏,因为没人愿意干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日本中小企业因为资金匮乏,要么成批倒闭,要么无力投入新的产品研发,这种底层的崩溃很快上传到了日本制造的金字塔尖。在更新换代最快的家电、电子行业,日本再没有拿出引领世界潮流、占领国际市场的产品。而在这种局势下,日本政府也是昏招迭出,错误地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重点“拯救”大企业。而不差钱的大企业要么为了节省成本,加快对中小企业的“统合”,要么干脆到海外劳动力廉价的地区设厂,生产更便宜的零件。结果是中小企业的日子更加难过,而“日本制造”再难恢复往日的雄风。
比经济低迷更可怕的,是今天日本年轻人的心态。因为中小企业备受欺压,年轻人在择业时大多愿意选择进入大公司、大企业,或者去政府任职。至于创业,更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种种因素,导致了今天的日本患上了“中小企业匮乏症”,日本企业数量近20年一直在600万家左右徘徊,而这个数字只相当于中国最近两年半新成立企业的数量。今天的日本经济学家们,最羡慕中国的不是我们有“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而是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这种氛围他们曾经也有过,但一经打击,就再也难以恢复。
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三洋、东芝、索尼这些产业巨人或土崩瓦解,或大厦将倾,但如果你凑近观察,会发现在这些“参天大树”枯萎之前,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中,那些“细菌”早已先于它们死亡,这才是“日本制造”凋零的真相。怎样保护脆弱却至关重要的中小企业?怎样呵护中国眼下宝贵的创新氛围?日本的教训值得今天的“中国制造”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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