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茂
平常聚会,总是遇到有人想掌控话语权,自吹自擂者有之,言过其实者有之,摇旗呐喊者有之,引君入瓮者亦有之,总之,诉说者各怀心思,倾听者同样五味杂陈。有一次与三个好友交谈,我问他们,做一名诉说者受人欢迎呢,还是做一名倾听者更招人喜欢呢?对此,他们都没有异议,一起选择了后者。
葛优有一篇文章——《我总是矛盾着》,说他总是矛盾着,又想热闹又想静,于是反问自己,是不是有点矫情?他举例说:“我也爱热闹。比如喝点儿酒、聊聊,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我是最不怕听人说的,只要对方能侃,我就可以一直听他说下去,所以朋友们爱找我喝酒。我最爱扮演的角色就是观众。每次喝酒,我说话很少,更多是看朋友耍贫。”看过葛优影视作品的人,会觉得生活中的葛优一定是个特能“白话”的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葛优甚至说自己的特点是两个字:一个是“蔫”,一个是“缩”,活灵活现地表现了他的性格特征。
其实,不独葛优如此,古今中外许多优秀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都是喜欢安静的人,他们很少成为社交场合的主角,鲜少挑起话题,更不愿意成为话题的中心。要做成一番大事业,也许就需要这种“蔫缩劲儿”,总是把自己置身于一个不显眼的位置,看别人表演,听别人诉说,在他人的喜怒哀乐中体会人生的况味,回过头去还是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事情。交际场中的主角往往不是活儿做得最漂亮的人,活儿做得漂亮的人在社交场合往往具备葛优那样的蔫缩性格。
苏东坡有一篇著名的随笔——《书<东皋子传>后》,东坡先生在文中说自己不胜酒力,却喜欢看别人的醉态,“标榜”自己感到畅快舒适,比喝多了的人还高兴。东坡先生是不是太自私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写这篇杂记的时候,苏轼正居惠州,于仕途是低潮期,于人生体验却是高潮期。相对于贬官黄州,被贬惠州的心理落差最大。此前,苏轼曾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兵部及礼部尚书,得到摄政的高太后的信任,还是当朝皇帝的老师,最不济的时候,也是杭州、颖州、定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但惠州时的苏轼担任的是闲职,还受到监视。这种巨大的落差使苏轼认清了世道人心,只是他并不耽溺于个人排解,除了与三五知己排遣心中的郁闷之外,也施医散药,与民同乐。从另一个方面讲,苏轼“举酒属客”,客人未尝不知主人的心境,与其百般劝说、尽心开解,不如开怀畅饮、博君一笑。当酒成了最好的倾听者时,谁诉说就不重要了。苏轼在散文中喜欢使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客人问,主人答；客人话少,主人话多；客人是倾听者,主人是诉说者。无论诉说者还是倾听者,其实都是虚构的。这也许是孤寂中的苏轼所能找到的最好叙述方式了,此时,月亮、清风、美酒都是最佳听众。
中国人的传统性格一般是隐忍、内敛、含蓄的,不事张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以来,“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思维模式深入人心,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小狗也要大声叫”的理念大行其道,许多人似乎性情大变,更愿意主动表现自己,喜欢在前台亮相,乐于在聚光灯下展示私人生活,不介意甚至主动成为舆论的中心。于是,主动诉说的人多了,书写的人多了,表演的人也多了。当人们由被动接受向主动述说转变时,更在意我说了些什么或者展示了些什么,至于别人说了些什么、展示了些什么,自己并不在意,于是画地为牢、自以为是,误读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度降低了。
2016年7月,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发生老虎伤人事件,一些人在没有获悉真实信息的情况下,就捕风捉影、肆意阐释。社交媒体众声喧哗、自说自话,许多人沉浸在言语狂欢之中,事件的真相被遮蔽,生命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倪萍是著名节目主持人,我看过很多她主持的节目,但给我最难忘印象的却是她在别人的访谈节目中所讲的一席话,大意是听她姥姥讲,会说的永远不如会听的,会写的永远不如会读的,会演的永远不如会看的。乍听似无理,细细揣摩,倒应了《红楼梦》里香菱谈诗的几句话,“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是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
倾听还是诉说?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此时的倾听者会变成彼时的诉说者,所以诉说者要尊重倾听者的感受,不要像祥林嫂那样再三重复,倾听者也要照顾诉说者的情绪,不要像鲁镇人那样冷血无情。专注于诉说只能带来偏执,认真倾听才能走进别人真实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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