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囊里的《大刀记》
2017年07月02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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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包
  作为“60后”,“文革”算是记忆里最深最深的烙印了。刚记事的时候,学校停课闹革命,正在上初中和高中的4个姐姐,一夜之间从家里消失,跟着老师到外地串联去了。万幸的是,几个月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的4个姐姐,毫发无伤地又回到家中。
  只是见过世面的她们,不再是以前腼腆得连说话都脸红的农村姑娘了,个个像打了鸡血,整天把家里吵得天昏地暗。好在,这段日子并不长,爷爷是地主,尽管解放前他就率领着几个儿女去了大连,但留在村里替他照顾老爷爷的父亲,却成了他的替罪羊,成为村里人揪斗的对象。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我们家的山墙贴得密密麻麻,接着,我们家就被抄了。
  少年的记忆,满是悲伤。上小学时,是父亲被揪斗最厉害的日子。作为“地主崽子”,我连走路都不敢抬头。小学同桌是村贫协主任的女儿,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她把对旧社会的恨,全部洒在我的身上,在课桌上划道杠,课桌的一大半便归她了。两个桌洞,她也占为己有。上课时,我只能侧着身子,把书包挂在凳子角上。下课后,除了上厕所,我几乎不大敢出教室的门。一出去,一帮男生就会把我围住,用身子把我顶来顶去,直到把我顶哭为止。开始,我会哭着回家告诉母亲。母亲给我擦泪,自己也偷偷哭。哭完了,再把我送回学校。后来,我慢慢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学会了忍受,只要打得不是很痛,我就不会哭。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小学三年级。三年级下学期,班里转来一名新生,叫国帅。国帅父亲是公社新来的派出所所长。国帅长得高高大大,他见班里的学生整天拿我取乐,就出面制止,甚至动手打了一个不听他话的学生。国帅的举动立竿见影,班里的学生自此没人敢在国帅面前欺负我了,连贫协主任的女儿也偷偷把课桌上的杠杠擦掉,桌洞也还给了我。
  国帅的出现,改变了我的命运,也让我变成了国帅的影子。早饭后,我匆匆去国帅家,等他吃完饭一块上学。下课后,国帅去哪我去哪,连上厕所都得跟着。放学后,我先跟国帅去他家,玩到天黑再背着书包回家。
  有天,放学路上,国帅无意间说下象棋好玩,我赶紧领他去找孟季。孟季是村里象棋下得最好的人,也是村里唯一有象棋的人。在孟季指导下,国帅棋艺长进很快,没多久,就有超过孟季的趋势。孟季有些急了,把象棋藏起来,不教国帅下了。国帅正在兴头上,回家嚷着要买象棋,被他爹揍了一顿,一连几天打不起精神。我安慰国帅,说咱们秋天可以到南河滩去撸棉槐籽,听说那东西能卖钱。国帅连声说好!等到秋天,我俩天天拿着棉布袋子到南河滩撸棉槐籽。一个秋天,撸了好几麻袋。我俩把棉槐籽晾干后,让我父亲用推车送到公社土产店,过磅一称,卖了四块多钱。用这四块多钱,我俩不仅买了一盘崭新的象棋,还用余下的钱买了郭澄清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刀记》。
  上初中后,学校大部分时间都在勤工俭学,基本不怎么上课。国帅书包里,天天背着一盘象棋,还有他从孟季家偷来的棋谱。我书包里,则是看了无数遍的《大刀记》。我俩经常一块逃学,到南河滩的树荫下,国帅专心推研他的棋谱,我则躺在松软的沙滩上聚精会神看《大刀记》。到了初三,国帅的象棋已相当厉害,代表学校参加过县里的比赛。《大刀记》也在我少年的心灵深处播下了文学的种子。
  初中毕业后,国帅要随他父亲到县城一中读书。搬家那天,他特地把象棋送到我家,要我以后学习下棋。我把《大刀记》找出来送他,要他以后多看书,不要整天下棋。国帅不要,说他不喜欢看书,高中毕业准备当兵。他问我想不想当兵?我苦笑着摇摇头,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临走时,我又把象棋塞到国帅手里,刚想说什么,鼻子一酸,哭了。国帅倒没那么伤感,他大概知道我为什么哭,拿着象棋,一蹦一跳地走了。
  1979年,国家发布冬季征兵命令时,宣布取消家庭出身。也就是说,我这个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应征入伍了。我没敢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自己偷偷报了名,并顺利通过了政审和体检。当兵临走那天,我把《大刀记》从家里带到县城,打算送给国帅保管,免得我走后家里人把我心爱的宝贝当废纸卖了。国帅已顶替父亲当了警察,那天正好去外地出差,我只好把《大刀记》塞到部队刚发的包里,偷偷带到了部队,这也是我当兵从家里带到部队的唯一一件东西。以后的日子,尽管工作岗位经历了无数次变化,但《大刀记》却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身边。在我内心深处,《大刀记》早已不是一本普通的小说了,而是自己少年时代伤感记忆的一个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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