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吨炭的故事
2017年09月13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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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年前的那个秋天,我正式成为小学生。开学前一天,父母带着我去学校报到。花裙子,白球鞋,我蹦蹦跳跳,兴高采烈,内心盛满说不尽的期盼。父母却略显沉重,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母亲来自农村,我随她户口都是农业,学校要求入学必须是非农业户口,我就这样被挡在门外。
  在大人眼中,耽误孩子上学是关乎一辈子的大事儿,砸锅卖铁也得让孩子上学。因此,上学前班的时候,父母就开始为我的上学奔波。
  那个时候,父亲每月工资二百多,根本不够养家糊口的,而且父亲耿直木讷,不好求人,好在亲戚帮忙托关系,才从公安局那里得到一个准信:“今年户口就能来,回去等着吧。”左等右等,漫长的夏天都过去了,开学的日子临近,父亲碍着脸面去问,等来的是“名额被别人占了,等下一年吧。”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再着急也没用。学校与我家一条街之隔,十分钟的距离,竟变得如此漫长,望不到头。小学校长就住在我们大院,父母带我登门拜访,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是不表态,也不拒绝,让人模棱两可。
  父亲如热锅上的蚂蚁,茶饭不思,只能硬着头皮再去找,往往返返,他不知跑了多少回,校长终于发话了,提了个条件:先给学校解决点实际困难,买一吨过冬取暖用的炭,再交一年借读费,孩子就可以入学。听到这里,父亲喜出望外,拧在一起的眉毛顿时舒展开来,有什么早说不就得了,何必转这么大的弯子。
  那个年代,买炭不是有钱就能买,供应有计划。父亲登门找燃料公司的老同学帮忙,弄来计划内炭的票据,然后又从厂里借来三轮车,连夜排队买炭,装车、卸炭都是自己,不像现在打个电话就能送货上门。我依稀记得,用了整两天的时间,父亲才顺利完成任务。父亲自幼落下残疾,不能干重活,他是怎么拉着满车亮晶晶的黑炭爬坡过坎,又是怎样把炭一点一点运送到学校操场,我不知道,每每想起这一幕,我就忍不住泪水打转。
  当我跟着父母来到一楼的教室门外,前来报到的家长和孩子早已把门口围得水泄不通,里三层外三层,根本挤不进去。父亲在走廊头上等着,一声不吭。教室门上贴着入学新生的榜单,家长们瞪起眼睛寻找自己孩子的名字,“找到了,找到了!”那种感觉堪比中彩票;而母亲眼睛盯着找来找去,独独没有我的名字,一次次挤进人群,一次次落空,她的心凉了半截。难道校长又变卦了?我的泪水不争气地顺着脸颊流淌下来,上学路上的快乐一扫而光。此刻,父亲拽起我的手,大步流星奔向二楼的教务处,询问情况,主任一脸惊讶,“孩子被分在一年级二班了,明天来上学就行。”事后,再去教室门外看张榜,人群散去,空荡荡的,我的名字孤独地站在一角,等着我来认领。原来刚才被人群遮挡住了,一场误会,我们才松了口气。
  第二年,母亲和我的户口就来了,望着户口本上“非农业”三个大字,我五味杂陈,是说不出的心酸与惆怅。一吨炭换来的入学名额,我终生不忘,也激励着我发愤图强,早日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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