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怀念西南联大
2017年11月05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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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联大学生下课走出教室。
     1937年11月1日,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分三路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座被称为“炸弹下长大的中国大学”,只存在了8年零11个月,却以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恢弘气象,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空前盛况,成为人们心目中理想大学的典范。应该如何看待西南联大?真实的西南联大是怎样的?作为“西南联大”的史料抢救者与研究者,张曼菱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走访联大校友约120位,用书和影像,梳理着这些关于西南联大碎片般的记忆。
  我是生长在昆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听父亲讲,在抗日战争时期,昆明来了一伙北方的名人、学者、教授,他们穿着长衫、皮夹克,胡子留得很长,说看不到胜利就不刮胡子。由于他们的到来,昆明城的很多有钱人家都不好意思再穿绫罗绸缎了,说国家有难,这么多名人从北京来,都穿着布衫,打着补丁,我们怎么好意思再穿花绸子衣服呢?
  昆明的大户人家把那些老师学生请到家里做客,并让孩子出来,让教授指点一二。教授一看就说:“那个脚,放掉,放掉,怎么还缠着脚?!”又说:“上学,上学。”大人就说,已经订婚了。“太小,不订婚了,上学。”就这样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的母亲就是一个被缠了足后来又放掉了的小姐,然后跑出去上学的。这改变了我父母的命运,他们后来自由恋爱,还经常去听课。潘光旦先生就瘸着一条腿跑到我母亲上学的女中,拄着拐棍讲“优生学”,那时候中国谁敢说什么优生啊?潘光旦还经常一个单拐打篮球。大家都去看,不是因为他篮球打得好,看什么呢?潘先生有一句话:“正常人能做的我都能做”。就是这种毅力、这种精神照耀着整个昆明城。
  西南联大的历史,告诉了我们大学是做什么用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技能以外,他还要学道,这个道就是真理、道理。
  作为国学大师,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确立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文作风。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打进北平以后,日本宪兵队送来了请柬,请陈寅恪教授,因为他们知道在京城的学界,陈先生威望很高。请帖是请陈寅恪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做客的,先生一看,如果拒绝,肯定要被迫害,他还要活,要完成他的史学任务。所以在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时,他就悄然离开了京城,汇集到了西南联大这支队伍当中。西南联大这批学者,基本上都是带着一种感情离开古都的。像闻一多先生,就是日本人打到城外时,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走了,走到路上碰见臧克家问他那么多名贵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闻一多就说:“国家大片大片的国土都丢了,我几本书算什么呢!”
  这一群人踏上了一条特殊的路线,从而为惨淡转移的三校师生们,增添了壮丽的色彩和豪迈的旋律,创造了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长征。“湘滇黔旅行团”是学校定的正式名称,因为步行是这次旅行的最大特征,所以后来人们都叫它“步行团”。这个步行团有两百多学生,其中有十三位教授,如闻一多、李继侗、曾昭抡、袁复礼,还有黄子坚。此外还有部分助教、讲师,像中国文学系和生物系各有三个助教参加了这个步行团。
  当时从湖南走到云南的时候,张治中将军给每个人都发了军装,这些学生都是刚走出象牙塔,不知道怎么安排吃住,于是军队派了黄师岳团长护送。黄团长非常敬仰“五四精神”,带着这批人马穿越了湖南、贵州,一直走到了昆明。路非常难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文银”,黄团长开始时带着大家排成队走,走着走着,学生前前后后,还有老先生,大家找自己喜欢的伙伴说话,就很散漫了,队伍慢慢地就拉长了。黄团长一看,也不按军队规矩硬来,非常尊重那些老师同学,爱怎么走就怎么走。
  全程三千五百里,历时两年零两个月,到达昆明时,黄师岳团长与前来迎接的梅贻琦紧紧握手。梅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当即点了名移交花名册。学子教员,一个不少。
  西南联大不止是一部教育史,整个过程的八年还是一部“求知”的历史。
  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一本拓扑学的书。他马上把这本书买下,要寄到昆明去。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寄给了西南联大数学系的江泽涵教授。教授们就互相传阅、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在昆明那种茅草棚里能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杨振宁先生说,从联大毕业到美国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觉落后,在美国一样是出色的学生。
  在昆明,学者的个性不同,就像闻一多的个性和吴宓的个性相差何其远,教授间可能互相间都是看不惯的,有的在学术上有争执,为人脾气都很不一样,但他们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着民族感情。比如朱自清,他是懂日文的,在昆明电影院里看电影时,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在讲日语,叽里咕噜的,他就觉得这种声音特别刺耳,于是站起来,走人。他用自己的方式为整个民族承受着耻辱,表达他的义愤。这就是西南联大的可贵之处,这些学者和学生用自己最真挚最个性的方式,为民族做事和抗敌。西南联大提供了很多的空间,很多的创造力和创造性,却少有强制和限制。
  北大的“兼容并包”、清华的“厚德载物”和南开的务实精神,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反而更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新的学风、新的人际关系和更加开放的氛围。
  当时,因为许多教授和学者的家属还没有到昆明,就安排教授们先合住,像陈省身曾经和吴宓住一间屋子,数学教授和人文教授住一块儿,这种学术的交叉产生了很好的成果。吃完饭以后,大家一起去散步,谈笑风生,完全打破了门户之见。朱自清的儿子朱乔森先生回忆说,他父亲当时可以把闻一多先生的手稿借来看,王力先生的手稿也经常借给闻一多先生看,他们可以在作品还未发表前就互相传阅,这种现象今天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这样一种学术氛围,学者之间的纯净之情,真是令人神往。
  这些都发生在战争期间,战争反而使他们的胸怀变得更宽阔,反而使他们的目光更深远。闻一多先生就是在这期间从民歌里研究,找出一些方言的发音方法来注释《诗经》的;吴大猷先生也曾用当地的器材做一些简单的试验;吴征镒先生更是最终选择云南作为一生事业的基地,使得云南成为了世界的植物王国研究基地。
  更显珍贵的是,西南联大在需要团结、需要一致的时候,依然能保持个性,还能保持生动的生活状态。西南联大有些教授是很有趣的,有的教授每天晚上也数钱,很小气;有的也跳舞,开Party;有的照样谈恋爱,然后游山玩水。在湖南的时候,岳麓山是最受三校欢迎的山。他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点,看见道佛儒的长处,并从中吸取各种力量。他们的力量来源是多种的,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放松、个性化的生活,使他们能够维持八年之久的学习和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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