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作伪的前车之鉴
2017年12月06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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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某县委书记署名文章涉嫌抄袭的新闻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陕西神木县有关部门拷贝其他城市文明公约,以致街头出现“热爱长沙”的大标语,被传为笑谈……这些都说明,当前在官场、文坛、学术界等许多领域,抄袭、剽窃等“作伪术”还颇有市场,其恶劣影响也让人们深恶痛绝。揭露这些作伪术,肃清其流毒,是提升国民道德素质、净化社会空气的必要措施。
  人们常说,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现实中的一些怪事、丑事,常能在历史上找到“翻版”,比如抄袭作伪,在古代社会中就不乏先例。
  在中世纪的意大利,有一个叫塔尔达利亚的数学家,在国内的数学擂台赛上享有“不可战胜者”的盛誉,他经过自己的苦心钻研,找到了三次方程式的新解法。这时,有个叫拉比丹诺的人找到了他,声称自己有千万项发明,只有三次方程式对他是不解之谜,他为此而痛苦不堪。善良的塔尔达利亚被哄骗了,把自己的新发现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谁知,过了不久,拉比丹诺就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论文,阐述了三次方程式的新解法,将成果据为己有。他的做法在相当一个时期里蒙骗了人们,但真相终究还是大白于天下了。现在,拉比丹诺的名字在数学史上已经成了“科学骗子”的代名词。
  还有比拉比丹诺更恶劣的,为剽窃他人成果竟动刀杀人。据《唐语林》等史书记载,唐代诗人宋之问的外甥刘希夷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有一天,他写了一首题为《代悲白头翁》的诗,拿给舅舅宋之问看。当他吟诵到“古人无复洛阳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宋之问情不自禁地连声叫好,忙问此诗可曾给他人看过。刘希夷老实地告诉他,此诗刚写完,还不曾给他人看。宋之问便说:“你这诗中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着实令人喜爱,若他人不曾看过,就让给我吧。”刘希夷说:“此二句乃我诗中之眼,若去之,全诗无味,故万万不可。”宋之问想,此诗一面世,便是千古绝唱,天下闻名,一定要把它据为己有!在这种强烈的名利心的驱使下,他心生歹意,命手下人将亲外甥杀死,从此刘诗便署上了宋之问的大名。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宋之问的卑劣行为还是被别人知道了。后来他犯了罪,被流放到钦州,又被皇上勒令自杀。
  有些抄袭非常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让一些大学问家也受了骗。清末民初的文史学者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一书中就讲了这样一件事:清朝末年,官场腐败成风。当时官员要想升官,首先要取得上司的信任。于是,有的官员便想到“学术造假”。湖北翰林周锡恩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对他非常器重。光绪十七年(1891),张之洞五十五岁大寿。为了给张之洞祝寿,同时庆祝两湖书院落成,很多人送来贺词。其中周锡恩写的贺寿词不仅书法遒劲,而且内容“通体用骈文,典丽堂皇,渊渊乎汉魏寓骈于散之至文也”,令张之洞“大为激赏”,推为第一。不仅如此,“名辈来,之洞必引观此屏”。谁知这件好事却被张之洞的另外一个幕僚赵凤昌看出了破绽,说周锡恩写的那篇贺文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很像龚自珍的文字。张之洞翻检《龚自珍集》,果然找到一篇《阮元年谱·序》,“两两比对,则全抄龚文者三分之二,改易龚文者三分之一,而格调句法,与龚文无以异也”。张之洞感慨道:“周伯晋(锡恩字)欺我不读书,我广为延誉,使天下学人,同观此文者,皆讥我不读书,伯晋负我矣,文人无行奈何。”从此与他疏远,“几至不见”。周锡恩不仅名声受损,也实际受到了惩罚。同年周锡恩在翰林院备升迁的选拔考试中,“实则写作冠场”,但是阅卷大臣因为对他有戒心,担心他的文章是抄袭的,故“不敢列于一等”,只能打入二等。这样一来,周锡恩的仕途也大受影响。
  鲁迅先生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历史经验证明,抄袭造假,常常得意于一时,但最终会使自己身败名裂。尽管当今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有些人也确实因此捞到不少好处,然而当一个人为了一己私欲便置诚信于不顾,剽窃他人成果不以为耻,连基本的道德操守都丧失了,他还有什么公信力?还有什么人格力量?这样的人又如何执政为民?即使一时造假得逞、获取了名利,最终也会为自己的作伪付出沉重代价。其下场,不见得比宋之问之流更好。
  (本文作者为作家、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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