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写文章“辞达而已矣”
文学批评家、“新锐作家”李敬泽的写作、阅读有其自身美学趣味,站在观众面前的他,也有一种李氏腔调。近日,李敬泽来济南做了一场演讲,他用穿越古今、旁征博引的论述,追寻与构建出了自身写作的源头与筋骨,也亮了亮“原评论家”投身文学写作的独门秘籍。
本报记者 师文静
有了写作欲望,就当个“新锐作家” 书写思想的“未封”状态
李敬泽写第一篇评论文章时18岁,在北大读大二,评的是《基督山伯爵》。1984年毕业后,李敬泽在《小说选刊》《人民文学》担任编辑、主编等职,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他自感工作中特别“吹毛求疵”,杂志样稿从头改到尾,对文学和文学批评都秉持严谨判断。他做评论家是“年轻作家的导师”,也愿意向读者推荐初入文坛的青年作家,如阿乙、蔡崇达等人。
作为批评界“高手”,这些年李敬泽热衷自由、畅达的文学写作。2017年,他出版《青鸟故事集》和《咏而归》,2018年又连出《会饮记》和《会议室与山丘》,迅速坐实“新锐作家”名号,其作品以纵横捭阖、恣意汪洋的文风俘获不少读者的心。对于突然成为“新锐作家”,李敬泽说,他20多岁时几乎没怎么写,后来当评论家基本上是被人推着写,都是约稿逼出来的,没有太强烈的想要写东西的感觉,而现在忽然有写的欲望了。
在《青鸟故事集》中,李敬泽写龙涎、抹香,写利玛窦、飞鸟,也写三寸金莲、万历皇帝和清少纳言,他如一位考古学家,对大量的历史文本、断烂朝报、稗官野史进行考据,考据的事物贯穿自然历史与人文历史,引用、考据、想象、思考穿插于每篇文章中,完美展示了作者对各类古书、典籍信手拈来的自信从容。
《咏而归》则谈经典、谈传统,具有文人趣味、文人见识。作者书写了有关古人、古典的自我心得,以春秋、先秦为主写到现代乡野,最后落脚于几篇闲情文章,恰到好处。书中,李敬泽写道:孔子喊出“故内省而不改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时,是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孟子有诸多高贵品质,但其中不包括谦虚,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自信的人物之一；苏洵、苏轼之文皆有《战国策》之风,但学《战国策》只学了个作文,真正的精神全无领会,结果空做了纸上的苏秦、张仪,仕途蹉跎,毕生失意……可以看出,字里行间都是熟读经典后对人性与文心的透彻理解。
如果说,前两部还耐着心性抒发文青气,到了《会饮记》,李敬泽则有点儿完全释放自己的意思,这本作品集自我随想更多一些。他写机场、邮局、杂剧,更像是小说。李敬泽说,取名《会饮记》,来自柏拉图的《会饮篇》,因为后者是一篇文体上非常有趣的文章,在叙述学意义上非常不确定,隐含着自我怀疑和解构。“这多少合乎我写《会饮记》的规划,无论文学、学术还是思想,人们看到的都是落在纸上的。但实际上,纸面之下还有一个更广大的、动荡的、很不清晰也很不确定的层面,那是日常的思绪、情感、言谈,是生活和交往,是风起于青萍之末,是思想的‘未封’状态。”
对于李敬泽的写作偏好,作家毕飞宇的评价比较到位,他说,李敬泽偏爱幽暗的“角落”,偏爱幽暗的角落里那些被常人废弃的、珍稀的“边角料”,借助那些珍稀的“边角料”,李敬泽完成了他的史学“装置”。“李敬泽在骨子里冲动,他冲动的却不是历史虚构,而是历史审美,是历史的‘美学化’与‘文学化’,是历史的‘言说’；他不会‘研究’历史,他只是烂漫地、青梅竹马般地与历史絮叨。他浪漫,浪漫的人对待美就有一种病态的需求,这需求最终就落实在语言的欲望上了。”
“当一个人把考古、历史、哲学、美文和小说虚构糅合到一起时,这样的文本我们该如何去称呼人家呢?”毕飞宇也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已故评论家雷达曾回答过:“敬泽把随笔的自由、散文的飘逸、杂文的睿智和幽默,糅合成一种柳暗花明、举重若轻的文风,虽不无‘绕’的感觉,却也在‘绕’之中感受到内在的锋芒。”不过,问来答去,用普通读者视角来看,可能就是有雅趣、有见识、有文采的“才子文章”。
李敬泽文章常写的那些人和事,能体现他本人的趣味追求。有人问李敬泽,如果你现在拉群建个朋友圈,选十人做朋友,你会选谁?李敬泽说,姜夔教我写字,与落难后的宋徽宗谈谈往事,看看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然后替他保守秘密,替张岱写一本书,还想看项圣谟发来天子祭天法服的图样,还有远藤周作、斯文·赫定、李商隐、天一阁主人范钦,还有朋霍费尔……十个不够!
文学要对我们的“生活世界”负责 “辞达”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无论是《青鸟故事集》《咏而归》还是《会饮记》,李敬泽的写作随意播撒,收放自如,注重“闲”与“停”。这是李敬泽喜爱、推崇的写作风格。
李敬泽说,在写作的过程中,心里要有那么一根弦,这根弦可能绕来绕去,但肯定要在,不能写着写着就写丢了；从另一方面说,要是什么都紧跟着这根弦走也挺没意思的,你忍不住会离题、走神。“很多小说不停留,而《红楼梦》是能停留的。‘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一章就写过生日的热闹,活色生香。停住了所以才好。再比如,《红楼梦》《金瓶梅》大量的内容在写吃饭,大量的‘停留’,这些内容放在那儿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和逻辑,但是它自身充满趣味,有意思,有滋味。”
那么在李敬泽眼中,文学作品的意义或功能是什么?“我们经常说,文学是为了探求生命的根源,但是,文学也应是为了探寻生命之意思。它应该让我们每个人体会到生命是有意思的,是美好的、好玩的。”李敬泽说,文学对我们的生活世界是负有责任的,“生活世界”既包括意思也包括意义。“我为什么不愿意再当一个批评家?因为批评家也不‘吃饭’,他所关注的仅仅是意义这个层面的东西,对于意思层面的表达很少。”
谈及创作的感受,李敬泽说,在《会饮记》等文学写作中,自己更自由,面对的是饱满的生活世界,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了写作的风格追求和趣味建构,至于怎么写,又是一个大问题。
“你到底写的是什么,是散文、随笔还是小说?”“你到底是不是散文家?”李敬泽说,总有人这样问他,大家最受不了的就是“四不像”的东西。“其实,写作时我从没认真想过到底写成什么。被逼急了,我就说,你们不要揪着我追问,有本事你穿越到春秋、战国,去问问庄子是个什么家,问问他写的是小说、散文还是哲学著作。恐怕庄子根本就不会理你,庄子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李敬泽说,自己的作品应归在哪个格子里,他也没太想过。“先秦之文没有格子,鸿蒙初开,汪洋恣肆,都有原初的自由不羁的精神,元气淋漓,后来文体、文类的自觉性越来越强,到挚虞做《文章流别论》,越分越细,最后成了中药店的柜子,格子、规矩越来越多。所以,古代文章的几次革命,都是打着旗号,回去先秦。”李敬泽也认为,当下的散文、小说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变革性,很多坚固的东西正在消散,你过去怎么能想到大家不捧着书却人手一个手机?过去的“体”已经容不下这种大变,终究要创新体。
再回到怎么写的问题,李敬泽说,在春秋、战国,没有写作的规矩,要说规矩,只用《论语·卫灵公》中的一句话就可以回答,那就是“辞达而已矣”。“你能表达你的意思,而且能表达得很顺畅就可以了。我们讲文章之道,讲三千年文章,其实说到底还是孔子这句话。”回到自己,李敬泽说他的写作其实也是“辞达而已矣”,不管什么体,不管虚还是实,但是这件事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李敬泽说,《左传》还有一句话“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这就要求写文章者除了要“凝练、顺畅、准确”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还要对着自己问一下,我是不是真诚的。“对我来说,写文章无外乎就是面对自己真实的生命经验,面对自己真正的生活世界。”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本报记者 师文静
有了写作欲望,就当个“新锐作家” 书写思想的“未封”状态
李敬泽写第一篇评论文章时18岁,在北大读大二,评的是《基督山伯爵》。1984年毕业后,李敬泽在《小说选刊》《人民文学》担任编辑、主编等职,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他自感工作中特别“吹毛求疵”,杂志样稿从头改到尾,对文学和文学批评都秉持严谨判断。他做评论家是“年轻作家的导师”,也愿意向读者推荐初入文坛的青年作家,如阿乙、蔡崇达等人。
作为批评界“高手”,这些年李敬泽热衷自由、畅达的文学写作。2017年,他出版《青鸟故事集》和《咏而归》,2018年又连出《会饮记》和《会议室与山丘》,迅速坐实“新锐作家”名号,其作品以纵横捭阖、恣意汪洋的文风俘获不少读者的心。对于突然成为“新锐作家”,李敬泽说,他20多岁时几乎没怎么写,后来当评论家基本上是被人推着写,都是约稿逼出来的,没有太强烈的想要写东西的感觉,而现在忽然有写的欲望了。
在《青鸟故事集》中,李敬泽写龙涎、抹香,写利玛窦、飞鸟,也写三寸金莲、万历皇帝和清少纳言,他如一位考古学家,对大量的历史文本、断烂朝报、稗官野史进行考据,考据的事物贯穿自然历史与人文历史,引用、考据、想象、思考穿插于每篇文章中,完美展示了作者对各类古书、典籍信手拈来的自信从容。
《咏而归》则谈经典、谈传统,具有文人趣味、文人见识。作者书写了有关古人、古典的自我心得,以春秋、先秦为主写到现代乡野,最后落脚于几篇闲情文章,恰到好处。书中,李敬泽写道:孔子喊出“故内省而不改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时,是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孟子有诸多高贵品质,但其中不包括谦虚,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自信的人物之一；苏洵、苏轼之文皆有《战国策》之风,但学《战国策》只学了个作文,真正的精神全无领会,结果空做了纸上的苏秦、张仪,仕途蹉跎,毕生失意……可以看出,字里行间都是熟读经典后对人性与文心的透彻理解。
如果说,前两部还耐着心性抒发文青气,到了《会饮记》,李敬泽则有点儿完全释放自己的意思,这本作品集自我随想更多一些。他写机场、邮局、杂剧,更像是小说。李敬泽说,取名《会饮记》,来自柏拉图的《会饮篇》,因为后者是一篇文体上非常有趣的文章,在叙述学意义上非常不确定,隐含着自我怀疑和解构。“这多少合乎我写《会饮记》的规划,无论文学、学术还是思想,人们看到的都是落在纸上的。但实际上,纸面之下还有一个更广大的、动荡的、很不清晰也很不确定的层面,那是日常的思绪、情感、言谈,是生活和交往,是风起于青萍之末,是思想的‘未封’状态。”
对于李敬泽的写作偏好,作家毕飞宇的评价比较到位,他说,李敬泽偏爱幽暗的“角落”,偏爱幽暗的角落里那些被常人废弃的、珍稀的“边角料”,借助那些珍稀的“边角料”,李敬泽完成了他的史学“装置”。“李敬泽在骨子里冲动,他冲动的却不是历史虚构,而是历史审美,是历史的‘美学化’与‘文学化’,是历史的‘言说’；他不会‘研究’历史,他只是烂漫地、青梅竹马般地与历史絮叨。他浪漫,浪漫的人对待美就有一种病态的需求,这需求最终就落实在语言的欲望上了。”
“当一个人把考古、历史、哲学、美文和小说虚构糅合到一起时,这样的文本我们该如何去称呼人家呢?”毕飞宇也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已故评论家雷达曾回答过:“敬泽把随笔的自由、散文的飘逸、杂文的睿智和幽默,糅合成一种柳暗花明、举重若轻的文风,虽不无‘绕’的感觉,却也在‘绕’之中感受到内在的锋芒。”不过,问来答去,用普通读者视角来看,可能就是有雅趣、有见识、有文采的“才子文章”。
李敬泽文章常写的那些人和事,能体现他本人的趣味追求。有人问李敬泽,如果你现在拉群建个朋友圈,选十人做朋友,你会选谁?李敬泽说,姜夔教我写字,与落难后的宋徽宗谈谈往事,看看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然后替他保守秘密,替张岱写一本书,还想看项圣谟发来天子祭天法服的图样,还有远藤周作、斯文·赫定、李商隐、天一阁主人范钦,还有朋霍费尔……十个不够!
文学要对我们的“生活世界”负责 “辞达”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无论是《青鸟故事集》《咏而归》还是《会饮记》,李敬泽的写作随意播撒,收放自如,注重“闲”与“停”。这是李敬泽喜爱、推崇的写作风格。
李敬泽说,在写作的过程中,心里要有那么一根弦,这根弦可能绕来绕去,但肯定要在,不能写着写着就写丢了；从另一方面说,要是什么都紧跟着这根弦走也挺没意思的,你忍不住会离题、走神。“很多小说不停留,而《红楼梦》是能停留的。‘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一章就写过生日的热闹,活色生香。停住了所以才好。再比如,《红楼梦》《金瓶梅》大量的内容在写吃饭,大量的‘停留’,这些内容放在那儿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和逻辑,但是它自身充满趣味,有意思,有滋味。”
那么在李敬泽眼中,文学作品的意义或功能是什么?“我们经常说,文学是为了探求生命的根源,但是,文学也应是为了探寻生命之意思。它应该让我们每个人体会到生命是有意思的,是美好的、好玩的。”李敬泽说,文学对我们的生活世界是负有责任的,“生活世界”既包括意思也包括意义。“我为什么不愿意再当一个批评家?因为批评家也不‘吃饭’,他所关注的仅仅是意义这个层面的东西,对于意思层面的表达很少。”
谈及创作的感受,李敬泽说,在《会饮记》等文学写作中,自己更自由,面对的是饱满的生活世界,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了写作的风格追求和趣味建构,至于怎么写,又是一个大问题。
“你到底写的是什么,是散文、随笔还是小说?”“你到底是不是散文家?”李敬泽说,总有人这样问他,大家最受不了的就是“四不像”的东西。“其实,写作时我从没认真想过到底写成什么。被逼急了,我就说,你们不要揪着我追问,有本事你穿越到春秋、战国,去问问庄子是个什么家,问问他写的是小说、散文还是哲学著作。恐怕庄子根本就不会理你,庄子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李敬泽说,自己的作品应归在哪个格子里,他也没太想过。“先秦之文没有格子,鸿蒙初开,汪洋恣肆,都有原初的自由不羁的精神,元气淋漓,后来文体、文类的自觉性越来越强,到挚虞做《文章流别论》,越分越细,最后成了中药店的柜子,格子、规矩越来越多。所以,古代文章的几次革命,都是打着旗号,回去先秦。”李敬泽也认为,当下的散文、小说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变革性,很多坚固的东西正在消散,你过去怎么能想到大家不捧着书却人手一个手机?过去的“体”已经容不下这种大变,终究要创新体。
再回到怎么写的问题,李敬泽说,在春秋、战国,没有写作的规矩,要说规矩,只用《论语·卫灵公》中的一句话就可以回答,那就是“辞达而已矣”。“你能表达你的意思,而且能表达得很顺畅就可以了。我们讲文章之道,讲三千年文章,其实说到底还是孔子这句话。”回到自己,李敬泽说他的写作其实也是“辞达而已矣”,不管什么体,不管虚还是实,但是这件事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李敬泽说,《左传》还有一句话“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这就要求写文章者除了要“凝练、顺畅、准确”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还要对着自己问一下,我是不是真诚的。“对我来说,写文章无外乎就是面对自己真实的生命经验,面对自己真正的生活世界。”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