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丰祠60年闻见录
济南大明湖东北岸,自清代即有纪念宋代曾任齐州知州曾巩的曾公祠,其西紧邻祭祀水神晏戌子的晏公庙(位于晏公台之上),晏公台西侧便是祭祀清光绪年间治理黄河有功的山东巡抚张曜的张公祠。1956年,市政当局将俱已废置的曾公祠、晏公台(时庙已毁于火灾)、张公祠一并整修,统称为南丰祠,共占地2690平方米。
张曜官做得大,治绩和百姓口碑俱佳,张公祠的规模亦远超曾公祠,且保存完好,却落了个屋在名亡。虽然曾巩当年也是以“封建官吏”“剥削阶级统治者”的身份驾临济南的,但毕竟是古代著名文学家,这方面张曜则望尘莫及。于是按那个革命年代的政治标准二选一,加上晏公三选一,选中由曾巩冠名。不过也不能再尊称“曾公”,因曾巩是江西南丰人,世称“南丰先生”,祠便以“南丰”冠名。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清代曾公祠亦呼作南丰祠,但那只是文人笔下的雅称,不甚郑重。
1956至1966年,南丰祠里所保留的祭祀曾巩或新增设的纪念曾巩的布置与陈列,未见记载,亦未曾听闻。倒是其主要建筑,紧邻晏公台西侧的原张公祠的三间大殿里,一直悬挂着清代绘制的张曜的官服坐像,殿内殿外还是旧时的匾额、楹联。
1966年“文革”兴起,张曜画像被毁坏,匾额、楹联被废弃,大明湖公园的造反派还将市园林局的“走资派”揪到大殿前开会批斗。不久,为了举办表现阶级斗争主题的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展览,张公祠大殿及西侧建筑一并拆除,建起一溜12间平房。张公祠的院门也由东门改为西门,西门门前开阔,便于参观团队进出。
以后的20多年里,该院落间或用于举办各种展览,像1980年代的淄博陶瓷展、山东工艺美术展、秦兵马俑展、随州编钟展。因祠院内并无任何纪念曾巩的陈设,所以直到1990年代初,大明湖公园的老职工还是称其为张公祠。当年张公祠内的戏楼至今幸存,见证着历史,只不过现在悬于门楣上方的匾额,写的是“南丰戏楼”。
1987年10月,孙墨佛、孙天牧父子书画馆乘虚而入,进驻南丰祠,占去12间正房中的东边9间,主要展示其生平事迹和书画作品。
直到1994年夏,南丰祠才用西边3间正房真正得以重立,作了纪念性的简单的布置陈列。据云,孙天牧生前亦曾对其父子高居曾巩之上表示不安。孙氏父子无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对济南对大明湖的意义,与曾巩均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格局理应改变。
如果将整个院落称作南丰祠,西边的3间正房实可称曾巩纪念堂。现在的院门和堂门上方俱悬挂“南丰祠”字样的匾额,分别由当代山东籍书法家武中奇和朱学达题写。当年游客到大明湖公园进南丰祠是要再买票的,纪念堂建成后,南丰祠票价为1.5元,之前是多少未见记载。
纪念堂的建立我有幸参与,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借此略述如下。
1994年建曾巩纪念堂时,由济南雕塑家薄自洋设计曾巩立像,请南丰木雕艺术家张宜祥选材雕刻。张宜祥进入南丰县军峰山的深山老林里,竟遇到了一段上千年树龄的香樟木。这株古香樟是因修公路难以绕行,才刚刚忍痛砍伐的,砍伐前人们焚香跪拜,请求树神宽宥。张宜祥、薄自洋深感这真是曾公灵佑,天降机缘。
雕像完成后高2.25米,重约1吨。按江西省林业部门关于木材运输的规定,此等古树名木的原木和制品不许出境。我当时在济南市委宣传部分管文化,大明湖公园负责此事的任正先生找到我,两人商议后,我当即写了一封致南丰县林业部门的公函,说明原委,请求支持,盖上宣传部的公章寄出。不久,曾巩雕像得以乘上汽车,由南丰县曾巩纪念馆馆长邱模楷护送,顺利抵济。如今有人将曾巩木像和明昌铁钟、铁铉铜像誉为“明湖三宝”。是不是称之“三宝”尚可斟酌,但是称曾巩木像为南丰祠的镇祠之宝,当属公论。
1994年7月21日,曾巩纪念堂落成,大明湖公园在南丰祠内四面厅(电视剧《还珠格格》1998年热播后,改名雨荷厅)举行开堂庆祝会,我应邀参加。与会的时贤有徐北文、魏启后、王仲武、朱学达、段谷风、刘如璞、于太昌、吴泽浩、李明媚、陈梗桥(以上均为纪念堂作书画)、薄自洋,济南社科院副院长荣斌,市园林局局长孙启胜,副局长于红生、王道海,大明湖公园的郝木君主任,以及孙学朴、任正、王荣,还有南丰祠楹联重刻复制者李刚。在祠内游览毕,部分与会者到祠外草坪合影。虽然是用傻瓜胶片机拍的,照片不甚清晰,今天看来弥足珍贵,上面提到的前七位先生(魏启后未参加合影)俱已驾鹤西去,令人不禁想到清初顾炎武在大明湖畔所赋诗句,“胜会良时不可逢”。
1994年7月初,我到经四路东图书店,见有两套中华书局1984年第1版的《曾巩集》,便都买了下来,打算送给大明湖公园负责宣传的孙学朴一套。几天后孙学朴到我的办公室来,定要我在书的扉页写上“赠大明湖公园南丰祠”,并签名盖章。孙学朴回去后把书作为展品陈列,至今仍在纪念堂东侧展橱内。老友孙学朴中年病逝,距今已16年。每读《曾巩集》,每入南丰祠,就会想他。
还有一件事必须记述,曾巩纪念堂兴建时,任正在大明湖东岸的公园仓库里,见到一堆的破旧木制对联、匾额,他从中翻找出一副白底黑字的楹联,其下端已经腐朽,但联语字迹尚完好,无落款。任正细读,应是南丰祠旧物,不禁大喜过望,随即找到李刚摹刻复制挂出,至今仍悬于堂前楹柱。其辞曰:
北宋一灯传作者,
南丰两字属先生。
清代济南人王钟霖约于咸丰年间,在《辙环杂录》中写道:“南丰祠联‘北宋一灯传作者,南丰两字属先生’,武定太守汤公世培撰。”汤世培亦是江西南丰人,清道光六年(1826)至九年任济南府历城县知县,随后升任山东武定府知府。据此可知这副楹联创制悬挂于道光九年汤世培主持重修南丰祠之时。至于书者未见记载,汤世培撰并书的可能性最大。任正找到的应是道光年旧物,它与前面提到的张公祠以及公园其他各处的匾额、楹联,一同毁弃于“文革”之初,当作可以再利用的木料堆放于仓库。
这副楹联是古之南丰祠得以呈现于今人面前的唯一的书法遗珍。其能得以历劫而幸存,任正功莫大焉。
今年是曾巩诞生1000周年,谨撰此文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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