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领时代风气,从自我否定开始 　　□本报记者　张頔
　　五四运动是一条新旧时代的分界线,置身于这个时代变局之中的文化人往往会在传统与新潮之间反复徘徊,这种情况在钱玄同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他在政治立场和文化追求上经历了数度转折,而且这种转折常常是一百八十度的——比如文化上,从“师古”“复古”“存古”到激烈批判传统文化,推崇“欧化”。作为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尽管有这样的反复,但钱玄同总是敢于呼唤与呐喊,引领着青年前行。
从排满复古到疑古欧化
　　20世纪最初的几年,清王朝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各类反清言论和书刊成浩然之势。国学大师章太炎鼓吹排满革命,石破天惊。16岁的钱玄同在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后,自幼被教导的忠君保皇思想猝然瓦解。“读完太炎先生此书,方恍然大悟二百年以来满廷之宰割汉人,无所不用其极……章、邹的主张,实在是有理呀有理!一定非革命不可。”
　　1906年,钱玄同东渡日本,留学于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次年,他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并改名为“夏”,按《说文解字》的解释,“夏”是“中国人也”。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办国学讲习会,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等都曾到国学讲习会听课,成为受业弟子。
　　在章太炎影响下,钱玄同有段时期主张“复古”“师古”,主张写篆字、读古音、穿古装。西方传入的“礼帽”当时很流行,钱玄同反对,主张戴象征“六合一统”的“瓜皮帽”。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在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当科员,他广查古书,精密考证,设计了一套服装,头戴“玄冠”,身穿连衣裙式样的“深衣”,腰系“大带”,昂昂然上班,惹得同事们一阵哄笑,而他却借此表达强烈的仇满复古的意识。
　　为排满而复古,这是很多同盟会革命党人流播国粹主义思潮的原因。然而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鼓吹复古思潮,复辟帝制,引起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胡适等人的反思,于是,他们奋起批判复古思潮,这也引发了新文化运动。
　　当钱玄同走出“国粹主义”思潮之后,便由一个复古主义者迅速转变为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这种转变体现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对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全面地展示了他的这种取向。他说:“我的思想,认定中华民国的一切政治、教育、文艺、科学,都应该完全学人家的样子,断不可回顾十年前的死帝国。”这里的“人家”,指的是欧洲各国,“死帝国”,指的是已经被推翻的清王朝。
　　钱玄同要求中国国民做“二十世纪时代的文明人”,“不做那清朝、唐朝、汉朝、周朝、五帝、三皇、无怀、葛天时代的野蛮人”。当时的世界只有欧洲发达国家成功地建设成了现代化国家,因此,钱玄同口中的“欧化”实际上是“现代化”的同义语。
　　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我对于一切学问事业,固然不‘保存国粹’,也无所谓‘输入欧化’,总之,趋向较合真理地去做。”他对国人的呼唤呐喊,就是要国人从蒙昧之中惊醒,再也不要故步自封、妄自尊大了。有读者投书《新青年》称赞:“钱玄同先生,我最佩服他,他是说话最有胆子的一个人。”
　　引领时代风气,从自我否定开始。钱玄同说自己像梁启超一样,“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钱玄同日后曾计划出版文集,可是在搜集文章时,却犯起了难。因为,他早年复古,笃信古学,而后提倡新学,批判复古,所写文章当然免不了前后矛盾。
上演双簧、激发鲁迅,将文学革命进行到底
　　1917年1月,蔡元培执掌北大,召来了新派领军人物陈独秀,于是,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钱玄同受邀到北大任教,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致陈独秀信》一文,应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共同推进文学革命。
　　其实,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时,参与创办《教育今语》杂志时,已经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了。然而10年之后,当时在北大执教的学者,多是章太炎的门生或故交,仍对文学革命大多采取排斥的态度。钱玄同作为章门高足,又是名流学者,旗帜鲜明地支持文学革命,其影响可想而知,难怪陈独秀在给他的复信中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
　　1917年8月1日,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建议《新青年》顺应潮流,由直式改为横式,并且说,《新青年》既然提倡白话文,那么,自己就“应该渐渐地改用白话。”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像胡适那样,尝试着做白话文,“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他还提出,文章不要盲目用典；小学课本、报纸旁要标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使用阿拉伯数字；以公元纪年；文章书写改直行为横行,自左而右,横迤而书等等。这些科学而又大胆的建议,后来大多被采纳并应用至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每天都在使用的标点符号、司空见惯的横排汉字正是出自这位文字音韵大家之手。
　　实际上,文学革命的说法刚提出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尽管《新青年》主动挑战,而旧派学人却悄无声息,没有摆出接招的架势。那该如何打破沉闷的局面呢?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洋洋洒洒数千言,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攻击主张新文化的人是不要祖宗。刘半农撰写了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所提出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把实无其人的王敬轩批驳得体无完肤。这实际上是钱、刘二人演出的一场双簧戏,故意制造一场论战,以便把问题引向深入,唤起社会的注意。
　　这下终于捅了马蜂窝,旧式文人纷纷致信声援“王敬轩”,并发泄对新文化的仇恨,正如郑振铎所说:“这面‘文学革命’的大旗的树立是完全出于旧文人们的意料之外的。他们始而漠然无所睹,继而鄙夷若不屑与辩,终而却不能不愤怒而诅咒着了。”双簧戏收到了效果,原先的冷清场面驱之而去,所引发的恰恰是钱玄同等所期待的“文学革命之反响”。
　　这期间,他给陈独秀频繁去信,讨论文学革命的问题,言辞尤为激烈,认为陈独秀“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他认为,“欲废孔子,不得不先废汉文”,其理由是,汉字创造之初,我们本无所谓学问。只是诸子百家后,汉字才发挥了学术的作用。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所谓学问,便成了孔丘的一家之说。所以,钱玄同认为:“2000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致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至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
　　钱玄同行事一向好走极端,废除汉文的主张,几乎遭到了全国人的唾骂。实际上,钱玄同是主张用自己的话把自己的意思写出来,与生活事实已经不符合的词语,就该废弃。比如,在现实生活中,头发已经剪短了,“束发受书”一词即该废掉；晚上用的是电灯,“挑灯夜读”即该废掉；女人不缠脚了,“莲步珊珊”即废掉；行鞠躬或点头的礼,“顿首”“再拜”即废掉……大胆用白话去作文对于当时规规矩矩的读书人来说,还感到有点儿扭扭捏捏,而钱玄同则大声呼吁作文章用字需绝对自由,以为讲究体式,就像束胸缠脚一样是自己给自己戴上了镣铐。
　　钱玄同对于文学革命的另一个贡献,是在他的激发下,周树人成了鲁迅。辛亥革命之后,在那个空前沉闷的年代,周树人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里抄古碑,生命在“暗暗的消去”。这时候,来了一位老朋友“金心异”,鼓励他“做点文章”,打破那“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于是,周树人答应这位“老朋友”的要求,并首次以“鲁迅”的笔名写了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这位被鲁迅称之为“金心异”的“老朋友”,就是钱玄同。

关爱青年,陪学生走上五四街头
　　自辛亥革命之后,钱玄同就投身教育事业,他对学生却从不端师道尊严的架子,一直都是春意融融,诲人不倦。他热爱青年,关注青年的教育。1919年,他发表《施行教育不可迎合旧社会》,提醒全社会都“要以青年的前途为重”,帮助青年辨别什么是香,什么是臭,什么是美丽,什么是丑恶,热诚地指导青年去迎接新社会。他特别提出教育者的天道人心,那就是满腔热情地教育青年,而万不可敷衍于“乌烟瘴气”的旧社会,做那丧失天良的“贼夫人之子”的勾当。
　　1919年5月4日,北大、高师、法政专门、汇文等十数所大学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游行。这场在后世看来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新文化运动的诸位领军人物几乎都没有参与其中。翻检史料可以发现,李大钊当时“受了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像后来的‘三一八’运动,亲自参加在请愿队伍里”。陈独秀那天在家中写文章,没有上街游行。胡适正身处南方,为访华的杜威老师担任翻译。鲁迅为了搬家一事,正到处看房。刘半农五四那天,上午坐守北大,下午学生游行时,去了友人家做客。陶孟和赴欧美考察教育去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五四当天上午在校门口劝阻学生游行未果……
　　据史家统计,五四那天北大217名教师中只钱玄同与一位姓白的体育老师随学生上街了。钱玄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把中国的未来寄托于青年,唯恐社会上的恶浊环境浸染了青年。
　　对于青年一代,他有这样的寄托:“你们将来学什么,我不包办代替,由你们自己去选择。但是一个人应该有科学的头脑,对于一切事物,应该用自己的理智去多分析,研究其真相,判断其是非、对错,然后定改革的措施。其次,对于古书要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这样对于制度的由来,文化的变迁才能弄明白,弄明了有两个好的结果:一是知道现在不适用的,在过去某时代是很需要的,这样便还它在历史上的价值；一是知道在前代很有价值的,到了现在,时代变了,早已成为僵尸了,无论它在历史上有怎样的大功效,今天总是要不得的。这样便不至于贻害今人。时代是往前进的,你们学了知识技能就要去改造社会。”
　　五四运动那一年,钱玄同刚把自己7岁的儿子送进了由蔡元培、李石曾等北大教授创办的子弟学校——孔德学校读书。刚刚跨进校门的这个孩子,目睹了爱国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为国请愿的场景。在钱玄同的影响下,这个孩子逐渐树立起科技强国的信念,成为日后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钱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