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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4月09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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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有一天,青春不再,却一事无成——很多人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困顿和失落。然后,有人选择从此起步,有人则甘于沉沦平淡。
当年,陈锡添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都说四十不惑。可年过四十的陈锡添才开始困惑:未来在哪里?理想究竟有多重要?
最终,42岁的陈锡添下定决心:放弃其他,遵从内心。就在那一年,他去了刚成立3年的深圳特区,成为一名“大龄记者”。
所以,当1992年邓小平来到深圳时,机遇才会突然敲门,出现在陈锡添面前,陈锡添也有幸成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记录者,而陈锡添的人生,也因此改变。
直到现在,71岁的陈锡添仍掌《香港商报》总编辑之职,还经常和年轻记者一起探讨写作的细节。
3月30日,在河南郑州,陈锡添与本报记者一起回顾了他这20年的历程:比别人起步晚,却也比很多人走得更长。即使人生迟暮,在机遇找到你之前,你也需要做好准备。
一次冒险的发稿
当年发表时被称作具有“极大政治勇气”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在20年后的2012年1月31日重新刊发在《深圳特区报》头版。
该文作者陈锡添和这篇文章,像是互为代名词,早已刻上了彼此的烙印。
3月30日,应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之邀,陈锡添来郑州参加《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20周年座谈会。
“必须承认,1992年改变了我的一生。”在郑州一宾馆内,面对本报记者,陈锡添点上一支烟,烟雾升腾,思绪回溯——
那是1992年1月18日,陈锡添接到一项重大任务:邓小平次日9点到深圳,跟随采访,此事绝密,不得外传。
“我是深圳唯一指派的文字记者。”
当这个机遇敲门时,陈锡添51岁,是《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到报社工作9年,经历坎坷,几多离合。这个年龄的人生,似已渐渐迟暮。
而当时的深圳特区,情势也颇为微妙。
“迈进90年代,敢闯敢试的深圳畏缩不前了。”陈锡添说,当时湖南的一位市委书记曾私下对他说,“大家都盯着深圳,深圳畏缩不前,改革开放的前景岂不很迷茫?”
当时,一场遍及全国的姓“社”姓“资”的争论正愈演愈烈,有一个故事真实得让人难以想象:一位老革命家哭泣着说:“深圳只有国旗是红的,江山变色了。”
邓小平到了深圳,陈锡添得到的指令是“不报道”。
陈锡添觉得可惜。“光‘邓小平到深圳’这6个字就是全国重大新闻,尤其是在这种背景下,意义非同一般。”
在“不报道”的指令下,跟随而来的几家中央媒体记者都没有记录,后来也没有写稿。
“直觉告诉我,总有一天会有机会报道,我要有这方面的准备。于是小平同志走到哪,我就拼命挤在旁边,要不然听不到他讲话。”从后来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陈锡添和邓小平中间往往只隔着三五个人。
采访不准录音,只能凭笔记,晚上回到宾馆,再凭要点回忆整理,凌晨两点之后才睡。
最后,5天的采访笔记记了70多页。
报社的摄影部主任曾让陈锡添带一台相机,拍几张照片,但被他拒绝了,理由是“一心不能二用”。
到3月中旬,媒体仍未获准公开发表小平讲话,这盏“红灯”谁也不敢去闯。
3月22日,陈锡添一觉醒来,看到《南方日报》头版标题是“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他感觉“脑袋‘轰’的一下炸开,大口喘气,血热脸红”。
事后询问,该报道请示过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
“急得心里怦怦跳,不是不让发表吗?消息要是一篇篇出来,我采访的南方谈话内容,就没法写、没机会被人知道了。”
躲进房间,铺开稿纸,陈锡添一挥而就:《东方风来满眼春》,11000字一气呵成。当晚,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审阅完全文,两人决定刊发。
印刷前一晚,陈锡添失眠了。不是怕丢官受处分,而是满心惶恐。“大量引用邓小平的话,弄错了怎么办?”
4天后,文章被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日报在头版主要位置转载；中央电视台在当晚《新闻联播》之后,用45分钟全文播发。
这篇文章,让南方谈话精神传遍全国。社会思想的分歧,像春风吹拂下的冰面,瞬间融化。
客观地说,当时陈锡添发稿还是很冒险的。
“一位中央领导曾问稿子是怎么出来的,说你胆子好大啊。”陈锡添说,“这么重要的稿件,领导不发话、不审稿,当时只能在深圳,别的地方出不来。”
印象里,小平幽默,有时还有些童真,陈锡添也没打算按当时约定俗成的规矩,教条、刻板地描写领导人。
“我想把小平同志写成一个慈祥可爱又有人情味的老人。”
42岁的“小记者”
这篇文章的题目,来自唐朝李贺的诗。
还在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时,陈锡添就喜爱李贺的诗歌,现在,他仍能背出“东方风来满眼春,花城柳暗愁杀人”。
而他大学毕业后17年被时代环境敲击成片段的人生,也像极了李贺的困顿寂寥、飘荡悲叹。
今年3月21日,回深圳参加邓小平南方谈话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陈锡添,再去仙湖植物园,当他看到邓小平当年种下的高山榕时,又想起了1983年初到深圳的自己。
1983年10月,已在广州外语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5年的老师陈锡添到深圳旅游。陈锡添到了深圳才发现,这个城市充满了活力和希望。“我被深圳感染了,对这座城市有了很大兴趣,感觉身上好像突然有一股劲,唯一的念头就是要回到新闻本行中去。”
这一年,陈锡添42岁,他又想重新拿起记录新闻的笔。
听说成立仅1年的《深圳特区报》要改为日报,陈锡添觉得那里肯定需要记者。一向沉稳成熟的他,突然涌起一股无法克制的激情,心一横,两手空空冲劲十足地跑去毛遂自荐。
“现在谈理想,年轻人都觉得可笑。但那时候,谈理想是件很严肃正常的事。”
20多年后再谈到当初的冲动,陈锡添说要感谢在那之前,他回母校新会三中的那次经历。当时学校让他作为优秀校友发言,他却一时满腹辛酸。
“从人大毕业15年,与新闻擦身无缘。”那次,自认为一事无成,刚过不惑之年的陈锡添,讲着讲着竟哭起来。
那时,他就下决心要回到理想的道路上去。第三次,也要回去。
陈锡添第一次背离理想,是在1968年分配到湖北日报半年后,被迫去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随即像皮球一样被踢到咸宁县一个广播站。
4年后,陈锡添升任东风汽车公司设备修造厂办公室副主任,成了干部身份,生活满足,仕途开始有希望。
但理想的诱惑又在心里萌芽了。没多久,陈锡添辞去行政职务,主动去《二汽建设报》当了一名采访组组长。
第三次,终于实现理想,陈锡添来到深圳,但默默无闻。人到中年才当上“小记者”,报社里满眼都是年轻人。“组长、副主任和主任领导我,他们都比我年轻。”
当年的50多位同学里,有一大半已成为局级干部。有的还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甘肃日报社长、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已过不惑之年的人生,似乎迟暮,青春的尾巴也已消失无踪。但42岁的陈锡添觉得,他正变得和这座城市一样年轻。
“没觉得有多焦虑,不自卑也不气馁。”陈锡添是当年报社年纪最大的记者,“感觉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气。”
热情迸发,40多岁的陈锡添骑着自行车开始走街串巷,白天写新闻,晚上写通讯、报告文学,“那时候,真没过多考虑我想要得到什么。”
半年后,他成了副主任；两年后,当上经济部主任；1992年,成为当时深圳仅有的三名高级记者之一。
“比别人起步晚一点,但我走得快一点。”
“疯狂”时代的记录者
2012年的3月,陈锡添去复旦大学作讲座,一位大学生提起了他的文章《不唯上 只唯实》。
“没想到还会有人记得。”陈锡添一时有些吃惊。
促使他写下这篇文章的教训,像是雪白墙壁上的一枚生锈的钉子,一直钉在陈锡添心头。
“1992年8月,深圳市决定以发售认购抽签表的形式发行新股。”陈锡添说,中签者可买1000股新上市股票。
20年前,深圳很多事情在今天看来都很“疯狂”,“炒股”也是如此。
消息传开后,几十万张身份证被从全国各地带到深圳。发行日一早,板凳、凉席、自行车,甚至是床,都排进100万人的长龙中。
秩序的自我维持充满了中国人的智慧。为了避免有人插队,每个人都紧紧抱住前面的人。以至于一位企业老总略带酸楚地说:我老婆把一个男的抱得那么紧,她从没这样抱过我。
可没想到,很多抽签表被“走后门”拿走了。失落和绝望点燃了排了几十个小时队的股民们。当晚,一些人阻塞了深南中路,烧毁了两辆汽车、四辆摩托车,多名警察被打伤。
这一晚,陈锡添正值夜班。回来的记者讲述了现场的混乱,惨不忍睹。
“市里一位领导审过稿子后,要求加上:发售工作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在很多场合,陈锡添都没讳言过此事。
可想而知,第二天,报社面对的是100多个“闭着眼睛说瞎话”的愤怒电话,说特区报是“特吹报”。
事后,广东批评深圳“封锁新闻”,中央有关部门下文,对深圳媒体给出四个字评价:文过饰非。
“这四个字,这么多年来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不敢忘啊。”20年后,陈锡添抬起手指,敲敲自己的脑门。
从这个角度看,陈锡添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
像深圳特区理直气壮率先开创的全国几十个“第一”一样,1999年,深圳特区报和香港商报合作,开内地报业对香港报业参股改革的第一范例。
已是《深圳特区报》总编辑的陈锡添跨过罗湖桥,出任《香港商报》总编辑。
在深圳生活了十几年的陈锡添,近日参加了改革开放后影响全国的“深圳十大观念”主题活动。30年来,吸引人的不仅仅是深圳的高楼大厦和发财机会。
“观念影响改变了人的命运,自愿来深圳的人都有种理想主义情结,不甘平庸,勇于闯荡。个人和城市是相似的。”
“市场经济方向被指明后,大量机关干部‘下海’,走出体制,这是时代的需要。这种生活,完全和以前的一杯茶、一张报纸过一天的机关生活不一样。”陈锡添自己有过深刻的体会,“社会思想分歧的解决,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制度保障。”
不只是机关干部,还有像“爱国者”品牌创始人冯军这样刚毕业拿到“铁饭碗”的大学生,也“下海”了,到中关村去蹬三轮,当了个体户。
那年3月,远在黑龙江省穆棱县的县政协副主席蒋开儒逐字逐行地读完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然后,他郑重地对妻子说:“我要去深圳了。”
带着凑来的2000元钱和“总会有活路”的决心,蒋开儒坐了几天几夜的硬座,来到深圳。
眼前巨大的反差让蒋开儒震惊而恍惚,他怀疑自己到了香港。13年前还到处是稻田的深圳,如今已是高楼林立,“深圳”两个字,在黑夜的霓虹灯牌上闪亮。
这一年,蒋开儒57岁,临近退休,和很多人一样,他们从全国各地跑到深圳寻找奇迹。
这一年,所见所闻让蒋开儒激动无比,充满热情地写下了一首歌词——《春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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