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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3月1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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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在政协大会发言时讲的一个故事,引起很多代表委员和民众的共鸣。他说:一位司局级老领导说女儿在他极力反对下,仍入外籍并嫁给外国人,女儿劝他的一句话最终让他接受了女儿的做法。这句话是,“爸爸,您将来再不用为您的外孙在国内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求人了”。
周新生委员所说的“中国式求人”,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小到孩子入学,大到数亿元项目的审批,现实中很多人常常希望通过“求人”来解决问题。这意味着人情这种制度之外的因素,深刻影响着资源分配、纠纷处理以及行政审批等诸多方面。
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注定要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身份到契约过渡。这意味着社会治理要依靠法治,不能依靠人治,不能靠人情。因而,“中国式求人”这个草根话题背后,是权力影响资源配置、精简行政审批等严肃的改革议题。
“中国式求人”泛滥,固然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也能看出行政体制改革的迫切,许多原本应靠市场机制配置的资源,却依然由行政权力支配。这些权力“细分”到具体的官员或者工作人员身上,或者给民众造成麻烦,或者埋下携权谋私的隐患。
民众找政府部门办事,有时不留下“买路钱”就办不顺畅。即便排除以权谋私的不正常情形,冗繁的程序也让人受不了。有企业的代表就说,公司为开展业务,原本估计13天就能办完手续,结果办了13个月。这让视时间为生命的企业,能不去“求人”吗?
好在,正提请人大审议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对此已有所“回应”,强调“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只有政府真正放权让利,市场主体才能自由地在市场中一较高下,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升全社会成员的福祉,这也就能减少“中国式求人”的尴尬。
当然,作为“求人”的一方,也未尝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现实中的一些“求人”,本身就是希望“不走寻常路”,希望通过熟人关系来占得先机、法外得利。“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这复杂图景的背后,并不全然是法律制度的不足,而是很多人默认并纵容了“潜规则”。因而,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外,公民也要自我抵制“求人”思维、拥抱法治。
人人遵法,这不仅于官员适用,于公民亦然。面对着可能的刁难,公民除了“求”之外,以法捍卫权利,不失为更好的选择。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绝不是“求”来的,而是所有成员共争共创的。只有政府和社会各安其位,权力得约束,权利有尊严,才有可能告别“中国式求人”。(原载于《新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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