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春风吹起,我扛花去看你。说尽千般不是,有意总在心里。
世事这个那个,看透件件无聊。江湖千里万里,我只饮取一瓢。
不屑与世相争,平然淡泊此生。心存一个闲梦,其它随了秋风。
老树从2007年开始这么画画,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虽然他自称是个业余画家,但是他对绘画有很深刻的见解。立足自身经验,用自由的笔墨,做诚恳的表达,这就是他的领悟。
齐鲁晚报:请谈谈您画画的经历。
老树:其实我是1979年上大学才开始画画的。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山村里,那个年代农村几乎什么都见不到,我看到最多的是“忆苦思甜大批判”的展览,但也挺好玩的,后来还挺受启发的,领悟到那种大众传播的样式,直白,画画得让人看懂。
后来,因为生活琐事,对画画这事儿有点儿心灰意冷了。1986年时正式放下画笔,很少正经画国画了,就是给杂志画插图,养家糊口。到2007年,才重新开始画。
当时画画也没那么大的企图。后来遇上动车事件(2011年的“7·23”甬温线动车事故),我看大家都义愤填膺嘛,就开始画,画了几张,开了微博发上去。那个时候画了一阵时事性的东西,现在画得少了。我是攒着,想沉淀一段时间,比如今年发生了哪些大事,就准备到时候画一批,然后装成长卷。
我的画主要是三种:民国人民、花鸟、时事。人物接近民国趣味,花卉反而接近诗经的感觉,比较早一点的,我喜欢诗经的那种朴素,太美好了,不留任何痕迹的感觉,特别好。
齐鲁晚报:您的画里常出现一个长衫书生,他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老树:2007年一开始画画就这样。画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长衫人物。我喜欢民国趣味,更远的东西是古代人的感觉,今人我也不喜欢太贴近现实。人肯定要落到现实里,但是要离开现实一点点。所以在视觉符号传达上,就要拿捏远近,太近没有想象空间,荡不开。
当时做民国研究,满脑子都是照片,一整理几万张。我觉得民国的气息特别舒服,清新健朗,东西融合得特别好,不像后来那么刻意。自然就有了那个感觉,既不当代,又不腐朽,是找了一个中间的尺度。
这是我一开始无意中画的,但是后来觉得这个符号选择得非常合适,他是我,他也可以是一切。绘画是视觉的东西,这个符号是属于我的辨识度。当这个符号靠在树下,一会儿喝酒,一会儿吃茶,一会儿扯淡,出现有一定频率的时候,大家就对他有一定的记忆,一定的辨识,比较好说话,事实上他就成了一个词语,可以自由运用,可以跟这个组合,可以跟那个组合。
齐鲁晚报:您的创作灵感来自何处?
老树:我画的很多都是记忆和回忆,是自己的生活经验。乡村生活经验,对于理解中国的山水画非常重要。中国的山水画,包括诗文的情境,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现在都出去写生,去农村等,我经常跟学生说,“再写也是生的,也写不熟。”你对着对象画,画得再好,也不能深入它的趣味和判断。农村的经验,挖中药、打猪草等,跟你用城市生活经验去观看的东西,完全是两回事。
别人画的都是对象,没有那么多趣味,大家努力在装,努力在学,没用的,为什么?经验没了,就是那种时代不存在了。
1984年的时候我去黄山,在北海,那里全是松树,我就在路边,坐在一块石头上,听松涛,呜呜呜地响,松树真高啊,有月亮,从松阵里面照到地上,一会儿屁股底下湿了,那个叫山控,不是泉,但是有水。我立刻想起“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两句诗。古人写诗可能就是写实,就是眼前的一点经验。没有经验,靠想象力去创作,写出来的东西是很做作的。
齐鲁晚报:您如何看待自身与社会、创作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老树:我曾经说过,开微博就像光着屁股,后面站满了人,对着你指指点点的。其实我不太在乎这个。江湖里什么人都有,有人觉得好,有人觉得恶心,这都很正常。还有的人说太像丰子恺了,这没法解释。
我希望所有的关系是自然而然的关系,我关心自己情绪的变化,遇到什么东西,就用很自由的笔墨来很诚恳地表达。
其实当代艺术跟老百姓没多大关系。要真正跟大众形成正常的交流,得让大众都能看懂。所以我的画一是必须得配诗,画带不进来的,诗都能带进来。二是要有代入感。我的画让很多人喜欢,他们说你说得太对了,好像就是给他画的一样。这是我特别喜欢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画我自己。但是我也是人,他也是人,人性上的共同性,就能把人带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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