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宗震:
纠结一生的功臣
2015年01月18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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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榕博
2015年1月7日,设计天安门广场与人民大会堂的老人陶宗震,带着毕生的光荣走了,享年87岁。而让他牵挂一生的“梁陈方案”之争,似乎也有了终结。
陶宗震一生中有两件事最为自豪,一是在1958年国庆工程时,他负责天安门广场规划及人民大会堂选用方案及初步设计；第二便是他师从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
或许人们会问,在那个时代,为什么负责设计天安门广场的不是梁思成,而是他的学生?这或许要从争议半个多世纪的“梁陈方案”说起。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时,陶宗震正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三年级学习,修习老师梁思成讲授的五门建筑课。那时,梁思成已经被任命为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在英国建筑界享有盛誉的陈占祥出任北京都委会企划处处长,与梁思成合作北京“新市区”规划。
两人联手后不久,便推出了他们具有前瞻性的北京城市规划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方案将中央行政中心移出北京古城,将北京变为“双城”,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
这一方案在60多年前可说颇为超前,梁陈两人甚至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城市拥堵、新旧城保护与发展预留了空间。陶宗震也参与起草了这份方案。
不过,与“梁陈方案”竞争的是来自苏联专家的方案。为了打造东方“布尔什维克”首都,苏联专家建议了今天可供人民游行以备检阅的天安门广场、沿长安街的行政机构。为此,北京古城需要拆迁改造,甚至需要拆毁故宫,此举后来被周恩来总理制止。
那个年代,在专业上绝对服从苏联专家是政治任务,最终苏联专家的意见占了上风。
1958年,作为梁思成的学生及“梁陈方案”起草者之一的陶宗震,在两种设计理念之间做出了自己的“抉择”:他在苏联专家建议以及高层直接过问的基础上,着手设计了今天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在随后的日子里,陶宗震成为设计天安门广场与人民大会堂的功臣,而他的老师梁思成却仍在为“梁陈方案”的科学与合理性据理力争,直至被卷入各种政治运动中。
或许是纠结于当初有悖于老师理想的选择,陶宗震在成为功臣之后的大部分人生中,都在为老师梁思成“正名”。在1989年纪念营造学社60周年大会上,陶宗震再次重复其“梁思成不等于大屋顶”的观点,认为将梁思成划定为复古主义者、原封不动地保留北京旧城的说法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陶宗震也希望为自己当初的选择作一些辩解。在2014年5月的一份《中国建筑报》上,陶宗震曾撰文批驳为“梁陈方案”叫好的声音:“1983年元月,兰州市副市长任震英同志与我谈到北京的规划建设时,转述一位领导同志的话:‘悔不听当年梁先生新北京的意见。现在把北京搞乱了。’对此我感到很惊异,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
陶宗震认为,从完整保留下来的“梁陈方案”原件判断,其庞大的占址规模,不但当时不可能实现,即使今日北京人口已超过千万人,仍然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的中央机关行政中心建筑群。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北京日益拥堵的车流久治不愈,以及旧城保护与国际化新城开发这一绝对矛盾爆发多年后,梁思成的又一位学生吴良镛与弟子吴唯佳,参照“梁陈方案”的规划理念,设计了今天广为人知的京津冀一体化方案,将部分行政功能迁出首都北京,这一方案已获多方认可。
或许真理只有时间可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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