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作协主席方方曾多次痛批文艺评奖过程中的不正之风。(资料片)
鲁迅文学奖和鲁迅文学艺术奖不是一回事。“落马”官员、佛山市政协副主席廖东明曾是第九届广东鲁迅文学艺术奖得主。(资料片)
评完奖,作品就成了摆设
如果不评奖,对于老顾,以及与他经常合作的某文艺协会主席老李来说,那意味着少了一个赚钱最快的渠道。
“评奖成了一个大红包。”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说,“有钱的人,有权的人,都动起来了。”
回想过去的时光,老李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当初文艺协会联合企业办一个比赛,评审都是自己的人,每次当评委,能拿到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报酬,这笔钱从企业冠名费中抽取。
而能评上官方参与设立的奖项,文艺工作者们也赚足了面子。孙立生回忆,曾经有位画家取得了某个协会的奖项以后,原来一幅作品的价格直接上涨了一倍。还有位作家,曾经找到山东群众文化学会副秘书长,请他帮忙卖5000册书,后来这本书获了茅盾文学奖,紧接着就销售一空。
当时还有一个号称唱歌能治病的女歌手,甚至力压华语一姐,获得了最受欢迎奖。山东音乐学院副教授李如春透露,有的民间音乐大奖,就是几个大公司商议一下,共同选出今年要推的艺人,然后一人分一个奖。
评奖,成为一个利益争夺的工具。
只要名头响亮,老李根本不愁没有参与者。而跟老李有同样想法的人和机构还有很多,基本上每个行会、协会都有评奖,甚至有些全国奖都在区一级组织评审。平日里,有很多协会成员主动找上老李,想在协会拿个奖。孙立生回忆,有些曲艺奖项,最后都是颁给了自己人。比如走出落马官员的鲁迅文学艺术奖,还有不少获奖者是作家协会的成员。
现在,老李觉得,如果奖项减少,就会少了很多暗箱操作,有限的奖项不可能满足有需要的人们,无论领了谁的人情,都会得罪其他人。还是交给评委,凭实力说话,是最稳妥的办法。
曾经常作为评委的孙晓,如今只想坐在书桌旁,安心地阅读参赛者的稿件,他觉得这样才是文艺工作者想要的比赛。而不是因为奖项繁多,只能留给评委一点匆忙评选的时间。他说,有次评选广播剧,甚至只能听完第一集,几天时间就看完一大摞小说,有的评委只看看标题和简介,就写下意见。还有一个电影评委,评完奖大汗淋漓,一共评出200多个奖,因为哪方利益都需要顾及。
而老李通过朋友认识的文化传播公司的小刘,最近也在发愁,他在考虑,奖项减少了,以后要不要发动所有员工,出去寻找企业洽谈做企业文化的生意。由于老李跟企业打交道少,办比赛的工作就外包给小刘,通过他的关系与企业合作,最后费用平分。而最让小刘赚钱的,是接到政府外包给他的“制作费”,做成有关部门需要的作品,让政府部门参与评奖。比如曾经接到一个主旋律微电影的拍摄,反映某建委的业绩。很多片子评完奖,也就成了摆设。
孙立生很为这种“浪费”痛心,因为评奖的作品和给老百姓看的作品,往往是不一样的,作品获奖后被白白扔掉,是常有的事情。由于评奖所带来的利益,评委的喜好常常会成为创作的方向。“艺术没有标准来衡量。”孙立生说,文艺创作的题材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就像是遇到恋人一样,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参照物变成获奖了,评奖市场越来越大,把艺术本质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规律彻底打乱了。有的奖项要求的时间很短,作品成了“急就章”。而现在,评奖减少,作品似乎也在渐渐回归。
孙立生觉得,文艺工作者们应该借此深入到民众之中,了解他们的生活,写出接地气的作品。因为奖项的减少,“急就章”失去了市场,文艺工作者们就会安心创作。说不定,一些民间小调也会重新发展起来,而不是因为它们无法登上主旋律大奖的舞台,长期受到忽视。
但老李开始担心,之前获的奖项被撤销了,会不会让曾经的获奖者觉得手中的奖也贬了值,如同一个引以为傲出身名校的学生,母校突然被取消的感觉一样。孙立生却认为这是好事,时间久了,留存奖项的含金量就越来越高,而不是奖项决定了作品的走向。
大红包飘走了,一切渐渐按部就班,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奖没了,文艺还要“活”下去
“奖不是重要的,要看奖背后是什么?”方方说,“奖项后面政府介入太深,政府介入后,把住房、职称、工资全部和奖项挂上钩。经常唯一化,就是你拿到一个奖,不管你这个人好不好,水平高不高,都无所谓。”
老李担心,托关系的人不会因为奖项的减少而减少,反而数额会越来越大,因为奖项缩减,大家一窝蜂地去争仅存的奖项,竞争越来越大。对他们而言,当奖与太多东西挂钩时,奖意味着职位、未来和前途。
当一位艺术家再一次向某省宣传部提出,我们的作品缺点是“高大全”时,宣传部的领导像往常一样摇摇头,说“没办法,奖就只会颁给这样的作品”。
孙晓记得,在有些城市,作者获得一个国家级文艺大奖,政府会奖励一套房子。不为别的,因为这是政绩的体现。所以,一个事业单位的编辑最近辞了职,他与同事所编辑的一整套丛书,最后却署上了领导的名字。他们所获得的费用,甚至还不如一个领导所谓的“评审费”高。他们的辛苦,被变成了上级的政绩。
“评价体制改变不了,奖项依旧是追逐的目标。”老李笑笑说。
艾君并没有觉得文艺评奖的删减,会带来太多的改变,虽然增加了竞争力,对提高品质扩大某一奖项的社会影响力有利,但如果不制定科学的合理的标准、加强科学监督和管理机制,利益链条的强度就会加强,长度就会伸延,对打破这种利益格局难以有实际作用。“就像是一个人患病了,不能像西医治病那样对具体病下药或治疗,而要像中医进行各部位系统综合分析和调理。”
老李明白,只要有利益的需求,就难保暗箱操作的产生。他不敢说,如果真的有事关自己前途命运的人找来,他还会拒绝吗?毕竟获奖成为硬杠杠的同时,评奖的监督机制还没有完善起来。
老李有时候也会想,把奖都取消了多好,也没了那么多烦心事。但同时,他又止住了这个念头,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标杆、一种鼓励,当然,前提是能回归原来本质的话。
“奖不是问题,关键在于你怎么看。”方方说,如果是一种鼓励,不带有任何政府的介入和利益的挂钩,那么多少也无所谓。“奖应该就像是过年一样,喜庆一下,但是年过去了,日子还照常过。”
她说,就像没有诺贝尔奖,莫言也会一直写下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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