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早8点，我得知玉树发生强震，随即请战去灾区。经过了简单的准备，我和同事董钊匆忙上路。晚6：00到达西安，15日凌晨3：00到达西宁机场。恰巧碰上山东的救援队，我得到了仅有的采访名额，搭上救援飞机，直飞玉树灾区。

    玉树海拔4000多米，援建队员们经过旅途颠簸已是疲惫不堪。但我很心急，为了将第一现场的图片快速发回报社，刚到城里我就主动要求下了车，一路走一路拍，一直到晚上9：00多。

    在接下来的几天，我眼中和镜头中，总是那些躲也躲不开的救援场面，有活着出来的，更多的是那些殒身于这场灾难中的逝者。对逝者的敬重、对生者的安抚，让我在灾难报道中更加肃然。我们的报道要向世界全面展示灾情，但绝不能过分渲染悲痛。

    18日白天，我提着相机和各种型号的镜头走了十多公里，在废墟上爬上爬下寻找拍摄角度，到了晚上8：00多，我接到前方传来的消息，正在施救的一组救援队探测到了生命迹象。不顾体力的透支，我拎起相机就出发了。直到凌晨才回到驻地休息。这一天一共走了多少公里的路，我也算不出来，只感觉步子越来越重，身上的装备也在变沉，呼吸从没有那么困难。19日醒来，咳了两下，竟咳出了血。我的同行死活把我拖回到医疗处，量过体温，听过肺，医生建议我立即离开高原地区。

    卸下重重的行李，带上一个相机。我被车送到玉树机场，进行了紧急救治。在机场，我也成了“被采访”的对象———在央视和新华社的报道中出现了虚弱的我。被送回到西宁，我住进了当地的抗震救灾病房。被诊断为急性肺水肿，医生说如果再晚上几个小时，也许就会有生命危险。

    20日，我的同事董钊来医院看望我，我很遗憾地告诉他，这次有太多的照片没能拍成，有太多的想法没有实现。

    本报记者 郭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