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制约、独立办案的公、检、法三大公权机关，有完备的证据采信、辩护、上诉、重审(死刑还有复核)等法律程序，只要有一个方面在“事实”两字上坚持住、较真些，冤假错案就会在阵痛之后流产。

    孙贵颂

    广西青年王子发终于迈出了监狱的大门，尽管只是“取保候审”。然而等待这一天，他用了9年。

    9年前，这位农民身陷命案，虽然他坚称没有抢劫杀人，且同为受害者，但几年后仍被两级法院判处死刑和死缓。就在他心灰意冷，失去人身自由4年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2007年2月5日，正在监狱服刑的覃汉宝主动自首称，是他杀死了吴宗谋，并刺伤了王子发。

    令我们感到悲哀的是，在中国，类似这样的戏剧性转变的案件太多了：从李化伟到李久明，从聂树斌到佘祥林，从赵作海到王子发……有的在地狱之门徘徊过几个来回而终于止步，有的则已经命归西天成为冤魂屈鬼。

    这几起错案，无一不是法院判成重罪之后，天上忽然掉馅饼，砸到了当事人的头上，案情大白于天下，好人才得以重拾自由。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现行的法律体系是否健全和完善？

    我好歹也是看过几个案发现场，办过几个案子的人，深知破案之艰难和审讯之费劲，也对公检法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按说，相互制约、独立办案的公、检、法三大公权机关，有完备的证据采信、辩护、上诉、重审(死刑还有复核)等法律程序，上述案件中，只要有一个方面在“事实”两字上坚持住、较真些，这些冤假错案就会在阵痛之后流产。然而它们却顺利闯过了一道道本该严防死守的关口，产下了令人颇为尴尬的怪胎。于是，我们看到，每一次的“真凶”露面之后，案件立刻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只是，这样的戏剧性与其说令人欣慰，不如说是苦涩和悲哀。

    因为，假如没有“死人复活”和“真凶归案”，有些冤假错案就永远没有平反纠正的一天。

    还说王子发。假如没有覃汉宝的良心发现，王子发几乎没有申冤昭雪的指望。然而事实上，覃汉宝案与王子发是两个并行不悖的案子。没有覃汉宝，王子发仍然是冤枉的。中国政法大学洪道德教授说：“如果现在王子发那个案子已经有证据证明是假的，即使现在真凶不能确认，也应该纠正错判。”另一位教授许兰亭也说：“疑罪从无，只要证明是疑罪，证明他(王子发)杀人的证据不足，就应该从无，就应该判无罪。那个真凶跟王子发实际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要证据不足，就应该释放王子发，不应该非要以那个人定罪为前提。”但广西高院不这样认为，他们坚持说，只有在覃汉宝被审判定罪的情况下，才能对王子发案作出最后的结论。这叫什么“疑罪从无”！

    我还想觊觎一下戏剧性案件制造者的道德和人性。这一个个的冤假错案的承办人，如果不对嫌疑对象施以“大刑伺候”，进行非人折磨，那么，就是一百个佘祥林、李久明、李化伟、赵作海、王子发，也不会承认是杀人凶手。看一看他们是怎样“沦落”成杀人犯的吧———

    佘祥林：“残忍地体罚毒打了10天10夜，(我)精神麻木，当时只要能让我休息一下，无论什么要求都会答应。”

    李久明：“在这7天8夜里，王建军、杨策等人每次都是酒后刑讯逼供……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我只好被迫承认。”

    赵作海：“拳打脚踢，从抓走那天就开始打。当时打的我真是，活着不如死，叫我咋说我咋说。”

    由于嫌疑人遭到了非人的折磨，由于施刑者丧失了起码的人性与良知，案件很快就“破”了。赵作海曾对打他的警察说：“这么打你们，你们也要承认。”这既是对正义和法律的蔑视，也是对人性和良知的践踏。

    正是由于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曲解法律又惨无人道，才造成了许多的冤假错案。无需多少顾忌，就可以做出一个肯定判断：还有一些类似佘祥林、赵作海、王子发的案件，因为没有出现“戏剧性变化”，那些当事人仍然被冤枉着，被折磨着。看来，我们的依法治国之路，真的艰难而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