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化史、科学史上，有一个本应十分响亮的名字却被今人有意无意地冷落了。这个名字就是薛凤祚———堪称奇人的清代开国后第一位最重要的科学家。最近一年多来，在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强力推动下，薛凤祚正缓缓进入大众视线。

    □马来平一、三次引领时代潮流的

    人生转向

    薛凤祚（1599-1680），今淄博临淄区金岭镇人。20岁左右师从理学名儒鹿善继和孙奇逢，遂精理学，通易经，著《圣学心传》一书。后不满心学空疏，向往实学，毅然走上科学道路：追随历算学家魏文魁习传统天文历法；赴南京向传教士穆尼阁学西方科学，“尽得其术”，并协助穆氏完成《天步真原》等译著。自南京返乡后，薛凤祚绝意仕途，隐居著述，耗时20余载，完成56卷本巨著《历学会通》。薛氏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长于天文历法、数学，兼通水利、医学、机械、军事和占验等，著有《历学会通》、《两河清汇》、《圣学心传》、《气化迁流》、《车马图考》、《甲遁真授秘集》、《乾象类占》等。

    薛凤祚的一生是思想解放，引领时代潮流的一生。他人生中的三次转向均展示出思想解放，引领时代潮流的风采。弱冠之年远游他乡，由乡俚世俗之学转向追随鹿善继和孙奇逢攻读理学；青年时代改师魏文魁，从儒家理学转向自然科学；中年时代毅然投奔穆尼阁，从学习中国传统科学转向学习先进的西方自然科学。第一次转向被赞誉为“不屑为世俗学”，尽显其鸿鹄大志。第二次转向在当时需要巨大的勇气。中国古代，理学乃文人进身之阶，自然科学则一向被贬为“奇技淫巧”，有所谓“君子不器”之陋习。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从理学转向实学已属不易，而薛凤祚能够义无反顾地走向自然科学这一实学最前沿，实属难能可贵。第三次转向更是需要巨大勇气。清朝初年，西方科学尚未在中国站稳脚跟，中国士大夫大都对传教士学术传教及其所传西学心存警惕。薛凤祚在家隐居时，梅文鼎本有心赴山东拜薛为师，竟因担心和西学、传教士沾上边会遭数典忘祖骂名而未成行。酷爱科学的梅公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士人！

    薛凤祚的三次人生转向贯穿同一宗旨：孜孜不倦地追求经世致用、富国强民。明亡后满族入主中原，宋明理学空谈误国的弊端暴露无遗，明中后期出现的以经世致用为主旨的实学思潮达到高峰。在这一进步思想运动中，薛凤祚无疑是一个极其忠实的践行者。他把一生献给了科学事业，抛弃功名利禄、潜心钻研科学，最终兼通中西，以天学名世，站在了当时科学的最前沿。薛凤祚的理想像其两位儒学老师一样明确：“欲有建树于时，不为空谈以炫人耳目”。另外，他一直高度重视学以致用。在其《历学会通》中，专辟“致用部”，致力于把数学和天文历法应用到各个领域；晚年又参与治河，躬历数千里，总结治河经验，以《两河清汇》嘉惠世人。《山东通志》为薛凤祚作的小传说：“盖先生之学，实有以用于世，利济之心，亦未尝忘”，可谓正中肯綮。

    二、最先采用日心说和

    引进对数

    和传教士穆尼阁一起最先采用日心说和引进对数是薛凤祚最为突出的科学贡献。

    哥白尼日心说是近代科学诞生的标志，也是近代科学的重大成就之一。整个中世纪西方科学都笼罩在神学权威下，为神学服务。托勒密地心说就被用来说明：既然人是上帝创世的目的，那么，地球理所当然应在宇宙中心。哥白尼日心说以太阳是宇宙中心、地球是一颗围绕太阳旋转的普通行星等观点，否定了地心说，从而对教会的权威给予重创；同时日心说也昭示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按自然界的本来面目研究自然界。所以，哥白尼的代表作《天体运行论》被誉为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的“独立宣言”。

    薛凤祚的《历学会通》在宇宙模型和星体位置变化的计算方法上遵循了哥白尼日心说。不过出于某种考虑，他把太阳和地球的位置做了变动，仍把地球放在了宇宙中心。可以说，对于薛氏天文历法理论而言，其形式是地心说，而内容却是日心说。为此，有研究者指出，《历学会通》和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在宇宙模型上是一致的。

    对数由英国数学家纳皮尔于16世纪末年发明，后经布里格斯等人发展得以完善，和解析几何、微积分并称近代数学的三大成就。对数运用“当真数按几何级数增加时，其对数按算术级数增加”的规律，简化数学运算，化乘除为加减等。其作用与今天的计算机有相似之处，使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从繁重的数学计算中得以解脱。法国著名天文学家拉普拉斯说，对数“用缩短计算的时间来使天文学家的寿命加倍”。

    《历学会通》在历法运算中运用了对数，并且讲解了对数原理，给出了“比例对数表”和“比例四线表”。前者是1到20000的常用对数表，后者是正弦、余弦、正切、余切的六位对数表。

    由于利玛窦等传教士传入的基本上是西方古代科学，《历学会通》采用和引进的两项近代科学成就在当时格外醒目，它们对于中国古代科学的近代化意义非同寻常；就《历学会通》最先采用哥白尼日心说而言，它对清代官方历法《洪宪历》及其所依据的《崇祯历书》，是一种超越，更是一种挑战。《崇祯历书》翻译了《天体运行论》的个别章节，但对哥白尼日心说三缄其口，采用的是第谷地心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清初刊行的《历学会通》居然另立炉灶，采用与第谷体系唱反调的哥白尼体系，无疑是对《洪宪历》及清政权的挑战。这一点充分显示了薛凤祚以明朝遗民自居的傲骨，与他放弃仕途，“不复求闻达”的做法是一致的。

    薛凤祚之所以能在引进近代科学方面走在时代前列，主要在于他不仅具有强烈的爱国心，而且思想开明、求真崇实。他认为：“中土文明礼乐之乡，何讵遂逊外洋？然非可强词饰说也。要必先自立于无过之地，而后吾道始尊”。

    三、一枝独秀的中西会通模式

    明万历年间，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并迅速确定了学术传教路线。此后，主要出于传教的需要，传教士开始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西学的传播对中国传统科学产生了巨大冲击。面对西方科学的挑战，保守派要么顽固反对引进西方科学，要么主张中学西学分治并存，互不干扰。对此，革新派徐光启认为，西方科学对中国科学造成挑战是好事，排拒或实行分曹治事有害无益，明智之举是因势利导，会通中西，以求超胜。为此，徐光启提出应对方略：“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该方略很快被学界广泛接受。晚明至有清一代，进步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中，均有不少学者以中西会通为己任，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不过，从理论倾向和实际做法上看，不同学者的会通差异很大。例如，有中西会通意在为顺利引进西方科学铺平道路者；有以西学解释中学，目的在于说明西学可以融入中学框架者；有以中学解释西学，目的在于说明“西学中源”者；还有旨在真正将中学和西学融会贯通，取长补短，探寻科学进一步发展者等等。

    作为民间科学家的代表人物，薛凤祚的会通模式一枝独秀。他提出的会通主张是：“镕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较之徐光启派的“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薛氏模式在处理中西学术关系上，融合的不仅仅是“彼方”即西洋，而是“各方”，包括阿拉伯的回回历等；所入的“型范”不是中国古代的“大统历”，而是崭新的“吾学”。该模式的要义是融合四面八方，创立新学。这表明，薛氏会通模式继承了徐光启“会通超胜”思想的精华，并有所发展。

    为什么薛凤祚反对拘守中国的大统历呢？这是因为:首先，在《历学会通》中，薛凤祚对当时在中国并存的五种历法进行了比较，结论是五种历法中，缺点最多的是大统历，最先进的则是他从穆尼阁那里学到的“新西法”。把先进的历法硬是装进落后的历法框架里，于理不通。其次，在历法问题上，薛凤祚明确秉持经验传统。在他看来，中西历法“虽各一隅，而理无不同”。“理”的本原在“天”，而天体运动的规律可以用“数”衡量，即星体的顺逆、迟留、掩食、凌犯等“一一皆数之当然”。

    因此，薛凤祚提出：“欲言会通，必广罗博采，事事悉其原委，然后能折衷众论，求归一是”。本着这一精神，他对五种历法互相参订，取长补短，殚精竭思三十年，完成《历学会通》，提出了以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日心说为基础的历法。

    薛凤祚中西会通的模式受到了当时学界的充分肯定。梅文鼎曾赋诗评价说：“天径新语各为工，今古诸家鲜会通。此事能兼推宿学，伊人能老在山东。数资图谱乘除省，法授新西思议穷。几欲遗书相讨论，凭君为我一参同。（青州薛仪甫先生，著《天学会通》，发中、西两家之复。）”更为重要的是薛凤祚的会通模式为我们今天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留下了宝贵启示：既不是西体中用，也不是中体西用，而是对“用”和“体”均持一种“折衷众论，求归一是”的开放态度，可以古为今用，也可以洋为中用；同时以“用”促“体”、以“用”养“体”，关键是求道理的正确、有益、有效，不必纠缠于中西新旧。（作者系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山东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