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辉说：“下辈子如果你还要拍鸟，那我就做一只鸟，你想怎么拍我就怎么飞……”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疯了。

    8月25日，一辆面包车行驶在去往海驴岛的路上。司机是王建涛，他已经有些日子没去海驴岛了。

    “如果再拍一部这样的电影，打死也不玩了。这些年，我家住海边，连陪孩子洗海水澡的时间都没有。”王建涛用脚使劲地踩了一下油门，双手重重地拍在方向盘上。

    远处的海驴岛，与世隔绝。岸上的人们喊着号子拉动纤绳。由于雨大浪急，通往海驴岛的游船已经停航。

    65岁的田文玺在岸边向海驴岛张望。他守护海驴岛11年，目送护岛的同伴走了一拨又一拨。他们，都不如孙宪他们三个守得久。

    起初，孙宪等人冒着危险拍鸟，还要忍受田文玺的叫嚷。

    现在，他们已是朋友。孙宪他们在岛上啃方便面，田文玺看不下去，给他们端来了热水。

    岛上的艰苦不可想象，孙宪等人伤痕累累，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海驴岛位于成山头的北部海域，常年受海风侵袭，岛上的石头风化严重，很多石头看着结实，一脚踩下去却散了架。

    一次，孙宪和王建涛往崖顶运设备，下来的时候，王建涛踩在了风化的石头上，顿时几块大石头就滚了下来，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一下砸在下面隔着四五米远的孙宪头上。孙宪顿时血流如注。

    一次，王建涛爬山时踩空了，从崖壁上跌落，小腿上被石块割开一个大口子，骨头都能看见。

    夏季，天气变化难测，经常雷电交加。孙宪他们拍摄的机位基本都在悬崖上，一次又一次的惊雷仿佛就在他们身边炸开一样。

    还有一次，大雨突袭，孙宪和王建涛正扶着崖壁往下走，继续往下走很容易摔伤，二人只好用雨布包好机器，抱着设备困在半山腰几个小时。

    作为“三脚架”组合中唯一的女性，于辉并没有受到优待。

    黑尾鸥通常把巢筑在陡峭的崖壁上，为了拍摄到真实的细节，摄影师们必须要靠近悬崖捕捉镜头。身下的悬崖被海浪包裹，于辉有点眼晕。她只好抱着摄像机，在地上用屁股一点一点地挪。为此，她磨破了好几条裤子。

    鸟儿的活动规律不好捉摸。美术出身的孙宪对镜头美感追求极高，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镜头捕捉上。

    于辉说：“下辈子如果你还要拍鸟，那我就做一只鸟，你想怎么拍我就怎么飞……”

    这件事情一旦开始，孙宪就感觉到自己好像闯了祸，这玩意儿太烧钱了。最初的启动资金都是“三脚架”拿出自己的积蓄。租借一台摄像机每天租金4000元，一盘录制40多分钟的碟就需要400多元钱，孙宪等三人先后投入300多万元，甚至借贷也要将拍摄进行下去。

    最困难的时候，三人每天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几乎每天都在啃干粮，几个人经常闹肚子。有一次因为天气原因船不通了，没吃的了，他们不得不找来野菜充饥。

    三个人每天都蹲在不同的机位上，经常一天一宿都看不见彼此。为了报平安，三人隔段时间就用手机给另外两个人拨一下电话，对方接通后挂断，然后再回拨过来，再挂断。再后来，他们穷得连手机费都交不起，隔段时间就呼喊一阵，让伙伴知道自己没事。

    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疯

    了。

    孤鸟的故事

    “我就是想讲一个生命成长的故事，不带一丝渲染，真真正正的一只黑尾鸥的故事。”

    2008年，三个人把最初几年拍的300个小时影像素材拿出来翻看。结果，他们一拍大腿，这完全可以由一个故事贯穿始终———

    4月的海驴岛，春风拂过水面，这里迎来了第一批家人。黑尾鸥们从黄、渤海交界的海岸线上集结，再次回到这里。它们都是在这里长大，如今又要在这里筑巢、孵卵。

    一只幼鸟破壳而出，生平第一次嗅到海风的咸味，聆听到海浪的声音。

    它蹒跚的脚步屡次侵犯邻居的属地，每次纷争总有母亲挺身相护，但两个哥哥还是因此毙命。

    母亲在一次争斗中血流不止，最终坠崖身亡，幼鸟成了孤儿。

    它开始学着坚强，挥动稚嫩的翅膀寻找生存的力量……

    故事初成，时值汶川大地震。孤鸟的故事连同地震的悲怆，一并震撼着三个人的摄像机。

    他们决定，就讲这个孤鸟的故事，讲一只黑尾鸥从出生，到经历了丧父之痛、失兄之痛直到最后失去母亲成为孤儿，在生与死的边缘上艰难长大的故事。“我们希望身处困境的孤儿们能坚强，肩负起父辈的心愿和责任，尽力参与民族力量的传承。”

    影片所有的素材都是“三脚架”组合用脚跑出来的。

    孙宪说，制作后期，艺术总监曾建议采用一些三维动画来呈现一些摄像机拍不到的镜头，如小鸟在蛋内破壳而出的画面。但最后，孙宪还是决定全部撤掉。

    “我就是想讲一个生命成长的故事，不带一丝渲染，真真正正的一只黑尾鸥的故事。”

    为了拍这部电影，孙宪三上北京。他最初的打算是，找最专业的导演，为影片量身打造最完美的制作路线。但他一没有名气、二没有资金，根本没有人愿意抽时间认真关心这部片子，有的人甚至想将素材“据为己有”。

    屡屡碰壁后，孙宪一咬牙，对同行的孙为民说，咱们自己干。

    就这样，从来没学过电影制作的孙宪生平第一次当起了导演，和伙伴们边摸索边制作。长达400多个小时的素材每天翻来覆去看好几遍，一幅幅真实的画面冲击着孙宪的脑海，一个小黑尾鸥的成长之路就这样一点点成型。

    经过一系列工作和争取，2009年10月13日，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给这部名叫《天赐》的片子颁发了公映许可证。

    特殊的“鸣谢”

    配音结束，徐静蕾只字未提钱这回事儿。“困难的时候，很多人帮了我一把。别管是什么方式，我得感谢人家。”孙宪说。

    在北京做后期的日子并不轻松。主题曲、背景音乐、配音、剪辑等等，这些对于孙宪来说都太过陌生。

    以旁白为例。《天赐》是一部纯粹的鸟类故事，必须有旁白。经过反复思量，孙宪最终决定按三个年龄段的声音配音。成人部分的旁白孙宪一直想找一位女明星配音。但由于缺少名气和资金注入，一些明星要么对影片不屑一顾，要么开口就是几十万，这让孙宪很受打击，“我连电话都停机了，哪来的钱！”

    2010年3月，徐静蕾导演的《杜拉拉升职记》正在热播。有人提起徐静蕾，孙宪觉得“可能性不大”，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和徐静蕾的经纪人联系。两天后，徐静蕾居然答应配音了，“老徐连妆都来不及卸，直接来到我们的录音棚录音。每配一段音她就停下来问我行不行，一点没有大牌的架子。”

    配音结束，老徐只字未提钱这回事儿。

    按常理，电影最后要注明鸣谢单位。孙宪这部电影最后鸣谢的多数是个人，87人的名单长长一串。

    “他们都给钱了吗？”“他们都帮助过我们。”

    2006年，孙宪资金枯竭。文学评论家柯文辉老人把孙宪叫到家中，孙哭得像个孩子。

    2007年，书法家吴颐人托人送来2000元和一幅字。

    2009年，一位朋友提着十几万元的现金，放到孙宪桌上转身离去。

    2010年，导演宁敬武接受艺术总监身份，利用个人人脉尽心尽力。

    ……

    “困难的时候，很多人帮了我一把。别管是什么方式，我得感谢人家。”孙宪说。

    影片最终定名为《天赐》。很多人都说，《天赐》这个名字太平凡，没有一点商业可操作性。但孙宪最终没有改。

    “我们这些人在拍摄中，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这种幸运是天赐的；我们拍摄的黑尾鸥也是天赐的；影片制作中，那么多人无条件帮我们，这些都是天赐的。”

    再也花不起这个钱了

    “这不是砸钱，是烧钱。”孙宪说，有人建议他们继续拍，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再也花不起这个钱了。

    从海驴岛回到市区的路上，王建涛喃喃地说：“挣了一点儿钱，全砸到电影里了。一个男人，整天花老婆的钱，说出去怕人笑话！”

    从影院工作人员，到电影爱好者，再到拍电影，孙宪说，如果重走一遭，他们坚决不干了。

    这部电影注入资金700万元人民币，先期300万元投入纯粹是几个人拿出全部积蓄，再加借贷凑起来的。这个看似庞大的数字，与国外类似的原生态电影制作成本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这不是砸钱，是烧钱。”孙宪说，有人建议他们继续拍，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再也花不起这个钱了。

    王建涛说，鸟会动会飞，拍起来遭的那份罪没人能体会。“再说，电影这行水太深，没人指路，就别想知道该咋弄。”

    至于票房，孙宪说他们从来不敢想，最乐观地说，能收回700万元成本就好。

    《天赐》在济南试映一场，一家媒体女记者看后，给孙宪泼了一瓢冷水：“一只鸟的故事，哪会有人看！”

    眼下，孙宪受邀出席德国科隆电影节。说到这里，孙宪的嘴角微微上扬，脸上的表情难得地松弛下来。

    听说王建涛要去海驴岛见田文玺，孙宪立即提高嗓门说：“给他带《天赐》那本书过去，他说要买，哪能让他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