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

    “我的父母又是谁？”“我到底来自哪里？”

    水灾，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从被遗弃那一刻起，这群“南方小孩”的命运就注定充满追问。寻亲，成为他们续补断裂血缘的本能选择。

    被洪水改变的命运

    嵊州，地处浙江东部，北靠杭州，东邻宁波。每逢暴雨，洪涝成灾。据嵊州市志记载，该市几乎每年都遭遇洪涝灾害，百姓损失惨重。

    1971年3月9日，一名女婴在嵊州城关镇一农户家出生。孩子出生前，这户人家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个计划外的女婴，让一家人顿时陷入困境。

    前一年发洪水，稻米减收一半，这意味着全家的口粮急遽减缩。

    40天后，女婴的母亲由于身染重病，不治身亡。

    面对着一个只能吃母乳、饿得哇哇大哭的女儿，父亲无计可施。

    一天凌晨，天还没亮，父亲抱着襁褓中的女儿来到镇政府门前。

    父亲把孩子放到地上，然后悄悄退到一处墙角，远远望着孩子。

    襁褓中的孩子哇哇大哭。一会，从镇政府出来一个人，朝四周望了望，没一个人影。叹了口气，抱起地上的孩子进了大门。

    这一幕，被角落里的父亲看在眼里。他盯着那个人的背影，泪水直流。

    这样一幕，当年不光在嵊州，包括浙江不少县市都层出不穷。

    因为连年水灾，很多家庭无力抚养孩子，只好把孩子遗弃到大街上，其中女婴居多。这些弃婴被送到了民政局，再由民政局从当地找一些有奶水的妇女暂时代为抚养，直到被收养。这期间，不少孩子陆续被外省人领养。据估算，从1960年至1979年间，光从嵊州被抱养到山东的孩子就有上千个。

    这个凌晨被弃的女婴很快被送到民政局。一个月后，女婴的命运出现了转折。

    千里之外，夏津。东李镇东街农户、50岁的王富山一直没有生育子女。村里一些人都去南方抱孩子，他也准备这么做。

    王富山从生产队开了一封介绍信，然后又到公社和县里盖上了大红印章。1971年7月，揣着一百块钱的王富山赶到平原县，花17块钱买了一张火车票，沿京沪线南下，最后来到嵊县（现嵊州市）。

    那时候，100块钱几乎可以买一台缝纫机了。像王富山这样的北方农户，种一季棉花能卖几百块钱，日子要比南方人好过多了。

    在嵊县民政局，王富山看中了那名女婴。他给这个孩子起名叫王凤云。

    与王凤云有着相同命运的，还有同村的于富爱和贺立华。

    于富爱的养母徐玉芬之前曾经抱养过一个孩子，结果夭折了。

    1978年，徐玉芬来到浙江衢州。“抱小鬼吗？”从火车站出来之后，一个背着麻袋的女子靠上前，问她。

    当时，衢州人心里明白，北方人来这里，都是来抱小孩的。

    徐玉芬跟着这个女人来到一个破房子前。一个1岁多的女孩被领到了她面前。

    瘦小的身子、大大的眼睛。徐玉芬一下就看中这个女孩。她给了女孩父母两块钱，将女孩抱走。

    “你什么地方的？”女孩的父母追出来问了一句。

    “山东青岛的。”徐玉芬撒了个谎。

    从此，三名从南方抱养过来的女孩，就这样被命运安排在夏津东李镇东街村，一起慢慢长大成人。

    当窗户纸被戳破后

    自从懂事后，三个女孩隐隐觉得，自己与村里其他孩子不一样。

    “私孩子！”她们最怕听到的，是这三个字。

    这些字眼，是孩子们从大人私下里的议论中听来的。现在，它们成了打架时攻击小伙伴的致命武器。

    现在想起来，贺立华都恨恨地。平时，贺立华和王凤云、于富爱尽量不和同村的其他孩子吵，躲在一边三人一起玩。

    但她们都是“独生女”，她们受到的宠爱让其他孩子嫉妒。

    糖果、点心，只要是她们想要的，养父母都会想方设法给她们买来。“从小到大，他们没有打过我一次。”于富爱说。

    养父母是她们的保护伞，特别是有关养女的身世，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在孩子面前透露，哪怕提半个字都不行。

    一次，村里的小孩骂于富爱是“私孩子”，徐玉芬听到了，直接找到那个小孩家里，骂得小孩的父母不敢出门。

    一般，被抱养的孩子都是和本村男子结婚，或招个上门女婿。“养父母就我一个孩子，老了肯定是我们照顾。”王凤云说，随着成家生子，她对于自己的身世已不在意了。

    2008年，一个人的出现，戳破了这层窗户纸。

    嵊州人裘红胜寻亲寻到了东街村。他乘坐的大巴车一进到村里，车上寻亲的标语顿时让村里热闹起来。但是，裘红胜并不受欢迎。他来到徐玉芬家中打听于富爱的信息，结果被徐玉芬直接堵在门外，坚决不让他进家门。

    可是，有些东西毕竟捂不住。于富爱听说有浙江人来村里寻亲，骑上自行车就去追裘红胜。在村口，于富爱见到了裘红胜，激动万分。

    事情一旦开了口子，就如决堤的洪水，挡也挡不住了。村子里的平静被彻底打破了，这些已经长大的“南方孩子”蠢蠢欲动。

    幸运者

    从2008年开始，贺立华、王凤云和于富爱陆续走出家门寻亲。

    经过和裘红胜长达数月的电话联系后，贺立华最先决定到家乡临海寻亲。

    “最初，我的养母和丈夫都反对，可是我就认准了。”

    2008年11月，贺立华到浙江寻亲，在临海找了四天，贺立华一无所获。但寻亲的念头，反而更加强烈。2009年5月，她组织数名相同命运的寻亲者到浙江。于富爱也说服了养母，跟着去了。

    此行，她们还是一无所获。今年5月，寻亲团再次出发。这一次，在台州的寻亲大会上，来自椒江的魏维君跳上台，站在贺立华身边。

    “像，真的太像了，眼睛、嘴巴像，鼻子也像，简直就是亲姐弟。”人群中发出这样的声音。魏维君的母亲也上前盯着贺立华说，像，真像。

    贺立华的心狂跳起来，她死死盯着眼前这位老妇人，“她就是我要找的妈妈吗？”

    养父母留下的信息太少，DNA检测是唯一可靠的认亲手段。

    三天后，结果出来了，不是。而于富爱原本是“最有希望的”一个。

    “养母给我的地址非常详细。”说这话时，于富爱眼里充满泪水。

    在衢州的四天，她发现，亲生父母原先住的地方都已经拆迁了。

    站在大街上，于富爱茫然不知所措。

    “爸爸妈妈，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街头，寻亲者们打出的横幅，耀眼刺目。

    但幸运的人总是有的，这一回是王凤云。

    养父母直到去世，也没有告诉王凤云的身世。伯父家的大哥曾经看到过那封介绍信，当年还是个懵懂少年的他，脑子里牢牢记住了“嵊州”这两个字。他把这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告诉了王凤云。

    由于没有亲生父母的准确信息，王凤云在寻亲一事上非常犹豫。

    今年5月，贺立华来动员王凤云到浙江寻亲。

    “心想去吧，找不着也就死心了。”在嵊州的七天里，王凤云和寻亲成员在街上分发资料。

    一位成员将王凤云的资料贴到王凤云哥哥所在村的小卖部里。

    从嵊州刚回来一天，王凤云就接到了亲哥哥的电话。

    “太激动了，真是没想到呀！”6月22日，王凤云又一次来到嵊州。

    这一天，恰逢亲生父亲的忌日。王凤云在父亲坟前哭得声嘶力竭。

    在嵊州的7天里，王凤云轮着在哥哥姐姐家住，“从来没有如此温馨的感受”。

    “寻亲，本来就是充满着希望和失望，充满着未知数。”裘红胜认为，“经常是我找到的是别人的亲人，而别人找到的，可能就是我的亲人”。

    这种寻亲方式仿佛是大海捞针。事实上，因为有效信息太少，大部分寻亲团的成员没有找到他们的亲人。

    “只要能和父母见上一面，我就心满意足了。”

    “以前曾经很恨他们，为什么不要我？为什么把我扔了？可是随着年龄增长，这份恨渐渐被思念替代，特别是当我成为母亲后，终于知道亲生骨肉离开自己身边的滋味，当年他们一定是迫不得已才不要我的……”

    这是寻亲者们常说的话。

    而从浙江来山东寻找弟弟的余亚囡则说，她寻亲不为别的，“就是想给家里的老人一个交代，弟弟还活着，活得好好的。”

    贺立华说，寻亲大会还要继续办下去，直到大家找到亲人。

    文/本报记者杜洪雷片/本报记者王鸿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