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校给老师们推荐一本叫《班主任兵法》的书，据说此书写得很好，卖得很火。一看到这本书的名字，我就下意识地会想到“兵者诈也”、“兵者诡道”。这也让我想起了上个世纪的一代教育家夏丏尊先生。

    提到先生不能不说到他曾在浙江第一师范的一段生活。他应聘为通译助教，他看到舍监(相当于现在教育处主任)地位低下，被人轻视，就自告奋勇当舍监；看到学生国文程度差，又自告奋勇兼教国文，一人身兼三职。每天清晨，他就来到宿舍，把睡懒觉的学生叫起。晚上熄灯后，他再到宿舍查看，有学生在熄灯后溜出校门玩耍，他知道后也不加责罚，只是恳切地劝导。如果不见效，他就会呆在宿舍守候这个学生，无论多晚，直到学生真心改过。我始终在想，是什么使一位学者不辞繁劳去做这些的呢？

    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陶冶精神，弘扬道德，培育“新民”，这就是当年夏先生的心志。曾经有大学请夏先生任教，被他谢绝，他认为中小学教育更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1921年，浙江上虞富商陈春澜捐资兴学，在白马湖创办春晖中学，经亨颐出任校长，他请夏先生到春晖，并把学校的事务几乎全都托付给他。夏先生离开热闹的杭州，来到荒凉的白马湖畔。他在春晖中学创办一年多时写的《春晖的使命》一文中谈到办校的理念时说：“你是一个私立的，当现在首都及别的省官立学校穷得关门，本省官立中等学校有的为了竞争位置，风潮迭起，丑秽得不可向迩的时候，树了真正的旗帜，振起纯正的教育，不是你所应该做的事吗？”“你是生在乡间……别的且不讲，你可晓得你附近有多少不识字的乡民？你须省下别的用途，设法经营国民小学、半日学校等机关，至少先使闻得你钟声的地方，没有一个不识字的人，才是真的。至于你现在着手的农民夜校，比起来那只可说是你的小玩意儿，算不得什么的。”读这距今已有近九十年的文字，仍然使我们汗颜。这就是当时一所农村学校的襟怀，一批怀揣教育救国理想的教育者，在荒凉的湖畔，成就了中国现代中等教育的一段佳话。

    夏先生这一生，可说是以大学者之身孜孜于中国的基础教育事业。他还和匡互生等一起创办立达中学，他还创办了开明书店，因关心“彷徨于分叉的歧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的中学生。1930年又和叶圣陶共同创办了《中学生》杂志。夏先生为什么能以一贯之地在教育这片园地里耕耘？我觉得朱自清先生说得最是透彻：“夏先生是以宗教的精神来献身于教育的。”

    以宗教的精神献身教育的当时不只夏先生，夏先生的朋友李叔同更是如此。夏先生在浙一师当舍监时因学生丢了财物，而深感惭愧，向曾因学生偷盗而绝食过的李叔同先生求教。李先生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夏先生说：“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提出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愧不能照行。”(夏丏尊《弘一法师之出家》)

    两位先生的教育方式现在看来太拙，代价太高，显然不如“兵法”来得快捷和轻松。“兵者诈也”，这正应了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某种潮流。为了应试可以欺上瞒下，制定双重课表以应对上级检查；为了应试可以损害求知的尊严，违背教育的规律。但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不是培养健康诚实正直的人，难道教育还是别的目的吗？

    我想上个世纪的一批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宗教式的教育情怀，是基于他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教育的生命是“情”是“爱”。正如夏先生批评当时的学校教育为学店教育，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中间只有知识的授受，毫无人格上的接触。他认为教育上第一件是要以人为背景，并说：“课程自课程，人自人，这种无背景的教育，就是再办几十年也没有什么效果。”

    不幸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再重复这句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