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亚足联裁委会通过了每年的9月1日为亚足联裁判日的决议。在2010年裁判日来临之际，中国足协于8月31日在香河足球训练基地组织了一次媒体与裁判的交流会，就近期内的一些裁判热点进行了探讨。

    在裁判问题日益严重的大环境下，足协这次会议被媒体下意识地戴上了“危机公关”的帽子。

    为配合2010年裁判日的到来，中国足协在上一轮比赛一结束，就将全国各地的裁判们召集到了香河足球训练基地进行集中培训。8月30日14时30分，培训就已经正式开始。中国足协提供的数据显示，共有102名裁判员、63名裁判监督、裁判长以及5名裁判界元老和4名裁判讲师参加了这次培训。

    31日，培训继续进行。可当这一百多名裁判员刚结束了上午的培训，他们却意外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结伴而来———在中国足协的组织下，34名记者应邀到裁判培训班旁听。对于中国足球来说，裁判和媒体这两大群体交集到一起，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根据中国足协的有关规定，每轮中超比赛结束后，不管裁判执法是否成功，执法裁判均不能接受媒体采访。有了这一铁令，这两个群体一直是互相远观，彼此之间都充满了陌生感。

    中午12时，午饭正式开始。一百多名参加培训的裁判和34名记者在偌大的自助餐厅碰面。200多人很自觉地排成了两队，虽然记者们对大多数裁判员都很熟悉，但因为之前缺乏必要的交流，谁都没有主动去与某一名裁判搭腔;而裁判们面对记者们的眼神也很复杂，这么多年来，记者们一直紧盯着他们不放，只要他们的判罚出现了失误，他们必定会成为记者们口诛笔伐的第一对象。

    在这样一种尴尬的气氛中，午饭进行得很快。不一会儿，偌大的餐厅就显得空空荡荡。

    被“规矩”束缚的江湖

    14时，“世界杯观后感裁判员交流研讨会”正式开始。记者们也列席旁听。

    也不知道是因为有媒体记者在场，还是有其他原因，首先发言的谭海一上台就先阐明了自己的一个“观点”:“我这次只表述，不答辩。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私下与我交流。”在谭海看来，他上台发言就像是在执法一场比赛，不管有什么疑问，比赛中就不要干扰他，赛后可以私下讨论。谭海的做法与一位老裁判对这个行业的看法不谋而合，“在中国，裁判是一个很讲究规矩的行业。”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轮到女裁判代表方燕发言时，这位刚刚晋级为国际助理裁判的年轻女裁判言必称感谢，感谢领导对她的栽培，感谢前辈对她的指点。在发言结束后，她还用“荣幸、感谢、期待”这六个字表达了自己激动的心情。

    代表中国参加南非世界杯的优秀裁判穆宇欣则是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走上了发言台。他说，“虽然我在球场上一直表现得非常自信，但站在这里发言，我却很不自信。我有很多顾虑，毕竟在我面前，坐着很多裁判界的老前辈，没有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不可能走到今天。感谢足协对我的培养和帮助，感谢你们为我搭建了一个最适合我发展的平台。”

    这或许就是中国裁判界的规矩。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裁判界一个议论已久的问题，“一位刚上路的裁判，如果没有老前辈或者好领导引路，或许一辈子也难有出头之日。”

    “高危行业”的不容易

    轰轰烈烈的反赌扫黑风暴打破了裁判界这一陋规。在陆俊、黄俊杰等资深裁判被警方带走之后，中国足协无奈之下将执法的重任交给了之前很少使用的年轻裁判身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一些年轻裁判接连出现失误外，一些老裁判也接连“惹事”，何志彪引发“孙继海改判案”、张雷制造的“补时门”……一系列的问题搞得足协焦头烂额。于是乎，外界对于裁判的炮轰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面对这种不正常的表现，刚刚执法过沪连之战的广东裁判宋文峰深感无奈，“任何一个裁判都不愿意在比赛中出现失误，如果出现点失误，还是希望大家都宽容一下。现在我们这个群体面临的压力太大了，球员、俱乐部官员、球迷、媒体，只要遇到不满意的判罚，就拿我们说事，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宋文峰从事裁判这个行业已经有14年之久，可他执法中超联赛还不到2年，在中超裁判中，他也属于“年轻裁判”。

    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轻裁判则表示，很多时候，他们就是球队的替罪羊，“一旦球队没有取得想要的结果，就会想方设法把脏水泼在我们身上，从而达到转移自身压力的目的。”

    分管裁判工作的技术部副主任林卫国希望媒体在监督裁判的同时，也能给予裁判相应的理解，“任何一名裁判都想吹好比赛，出现一丁点儿失误，他们也很内疚。”

    《人民日报》体育部主任记者汪大昭在交流中希望裁判们对记者的工作也能给予充分的理解，“媒体之所以盯着裁判不放，也是为了满足追求公平、公正、公开这一原则的诉求。”这位从事近30年体育报道的资深记者动情地说，在他从事足球报道工作之后，这是中国足协第二次组织裁判和媒体交流，“这种活动应该多搞一搞才好，这样大家才能互相理解。”

    喊冤，更盼“救命”

    对于日益凸显的裁判问题，中国足协技术部主任杨新利也是有苦难言。8月31日傍晚，当记者问杨新利，这次活动是不是中国足协为裁判组织的一次危机公关时，杨新利一脸苦笑:“说实话，我们早就想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行业，可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机会。这绝对不是我们刻意准备的危机公关。”

    杨新利介绍说，中国裁判水平之所以低，与中国足球的整体落后有一定的关系，“与一些足球发达国家的裁判相比，我们在裁判培训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到南非世界杯考察过的孙葆洁介绍，很多足球发达国家，裁判都会有专门的心理医生为自己服务，而且定期还有高水平的裁判讲师为裁判们上课。

    除此之外，在裁判培养经费这方面，中国也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以中日韩三国做比较，中国执法中超联赛的主裁判一场比赛只能拿到300美金，而在日本，一名主裁判执法一场比赛则能拿到1200美金，韩国则能拿到800美金。

    据介绍，为了减少裁判的失误，中国足协已经开始着手大批量购买先进的电子辅助器材帮助主裁判执法。如果事情操作得快，裁判员们或许在这个赛季剩下的中超联赛中就有可能用上这些“先进武器”。

    (本报香河8月3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