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劈两半的高价畸形书

    9月初，宋一柯接到出版社通过物流公司运来的20大包样书，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写的一本书居然摇身一变成了薄薄的两本书，上下册。掂在手里，轻飘得不真实。整个书也比正常的小一号。纸张粗劣，装订歪斜，简直像小学生练习册。

    这是书吗？他笑了起来。再看定价，两册55元。原稿不到20万字，却在版权页上标注“40万字”。

    这么完全离谱的定价，卖给谁？宋一柯觉得很奇怪。编辑说，不走“市场”，“5000套全下到图书馆了。”那20包的500套书是给他顶稿费的。编辑让宋一柯把书再运给他，发到图书馆里给他“变现”。

    给宋一柯做书的“市场编辑”袁彪，凭灵敏的嗅觉，是2004年最早转向给图书馆供书的书商之一，行话叫做“馆配”。

    馆配业务和上世纪末开始的全国“普九”、“双基”达标息息相关。据教育部规定，全国中小学都要按照生均15到40册书的标准配备图书馆，不达标者，一票否决。

    于是，全国各省、市、县政府都设立了中小学馆配图书招投标中心，由政府掏钱替学校配备图书馆。据统计，地方大学图书馆一年一般300万元的采购经费，到了“211工程”验收时，会增加到400万元。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授刘兹恒注意到，某所大学招标委员会是由图书馆馆长、财务处处长、审计部门主任、物资处负责人等组成，图书馆采购人员只占了五分之一，“领导们”不熟悉图书馆资源，往往会把价格摆在第一位。

    为了抢这个大蛋糕，全国581家出版社有250家左右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袁彪负责的这家外省出版社的驻京办，每年能出700本书，全都投到了火热的馆配市场。

    “有些县居然是‘一二三把手’在管进书那点小事”

    利益争夺之下，不少地方，校长和老师的“选书权”被收归教育局，甚至有些教育局都没权选书，让转战南北投标的袁彪惊叹的是，“有些县居然是‘一二三把手’在管进书那点小事。”每次招投标回来，袁彪都能带回许多“秘闻”。

    有一个主管购书的县教育局副局长出差了，另一个副局长就趁机把“事”给办了。“事”还没完，那个副局长回来了，说，不行，这事是归我管的，得重新招标，结果，他给了另一人，两个副局长从此结仇。

    袁彪有一次在一个县中标了，但最后退出来了。他给的价格是10万元，县教育局长当场就不高兴，“别人最低报价都15万元，你怎么才10万元，是不是盗版书？”他找到县财政局副局长兼招投标中心主任，主任给教育局长打电话，招投标的结果是合法的，必须执行。后来，袁彪给教育局长打过几次电话，局长说，“我就不信查不出你的毛病。”袁彪也心虚，不敢保证没一点问题。他估计局长收了别人至少5万元回扣，他不敢多纠缠，交的1万元投标押金也没拿回来。

    各地都在走“程序”，但“潜规则”暗涌。他听到一个常务副省长给一个县委书记打招呼，让他把某某的书关照一下，他很佩服同行的“运作”能量。

    2007年全国绝大部分地方“普九”结束，除个别省区允许延迟到2010年。有的出版社感叹“没戏了”。袁彪很快发现又和其他政府采购项目接上了。

    国家十一五期间，要建设20万个“农家书屋”，目前大约已有10万个。农民也不是全看种菜、养牛的书，还要开阔眼界，在甘肃农村，20年前十几卷本的昆德拉，变成了三本乡村版“压缩包”。除此，还有“工人书屋”、“警察书屋”涌现。

    一些官员趁机“权力寻租”。比如农家书屋工程全国有个推荐书目，要求各省地方书目不得超过30%，但地方保护主义力求拓展地盘，一些地方领导挂名“主编”，有的出版社农家书屋的书一印1万本，利益所得与“领导”分成。

    因为在招投标中地方政府把折扣压得很低，一般为五折，甚至低于四折，馆配商为了挤出利润空间，向出版社压折扣，好书成本高，折扣低了会亏钱，出版社纷纷把滞销、压库的书提供给馆配商。“农村、中西部中小学图书馆和农家书屋，拉动了各个出版社库存。”袁彪说，“全国各地同时‘普九’、‘双基’达标，成了书商们欢腾的节日。”

    袁彪很清楚，招标时折扣压那么低，书就只好弄成了“残废”。建筑造价低于底线会有豆腐渣工程，图书折扣太低催生了“垃圾书”。

    国家规定，全国中小学都要按照生均15到40册书的标准配备图书馆。不少地方，校长和老师的“选书权”被收归教育局，“有些县居然是‘一二三把手’在管进书那点小事。”一个领导给一个县委书记打招呼，把某某的书关照一下，甚至有些官员还因招投标掐起了架。

    好书被挡在门外，“下三烂”书登堂入室，权力和利益之手搅乱了图书馆，污染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