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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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杏林

    和母亲永别，是我刻骨铭心的痛苦。17年来，一想到再也见不到生我、养我、陪伴我52年的母亲，我心里只有撕肝裂肺的痛，只有无法追回的失落，只有对母亲深沉的眷恋和深切的怀念。母亲虽是平凡的人，但是她却给我们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精神财富。

    我母亲姓陈名雅兰，号化民，1910年生，北京市人。母亲出身贫寒，9岁时，她被明智而有远见的外祖母送到香山慈幼院读书、生活，直到18岁毕业。香山慈幼院，是时任国民政府总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熊希龄，于1918年在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的，是专收贫穷儿童的慈善性质的免费寄宿学校。香山慈幼院实行男女分校，各学生读完小学课程后，就自选专业，学习三年，毕业后，就可以自食其力了。母亲选的师范专业，她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少女时代。9年的全新教育，让母亲身上处处洋溢着“五四”新女性的气质和涵养。

    母亲入校后，家境越来越穷困，外祖父早逝，外祖母腿落下了病，一家法国医院的大夫要给她免费锯腿，外祖母不同意，丧尽天良的法国大夫竟在她腿里砸进三个大铁钉，从此外祖母的一条腿就再也不能打弯了。母亲家里还有两个舅舅，一个小姨，大舅自幼因患婴儿瘫，下肢瘫痪，全家生计全靠腿瘸的外祖母一人赶小市儿（即摆地摊）或给人帮工来维持。母亲9年只回过两次家，眼见外祖母的艰难生活，她又心疼又着急，想尽早帮外祖母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母亲毕业后辗转来到山东，最后落户在济南。她大半生都是当小学教员，虽然工资微薄，可她从拿到第一个月工资起，就把自己工资的一半按月如数寄给外祖母，从未间断过。外祖母用这些钱，先买了一辆人力车，后又换成三轮车，二舅一直蹬到北京解放。母亲的孝顺，赢得了舅舅姨母们对她由衷的爱戴和尊敬。在他们心里，大姐恩重如山，他们和大姐情深似海。

    母亲性格外向，心直口快，看上去有点大大咧咧，可每当家里遇上了大事儿，她便会挺身而出，表现出一种侠肝义胆、嫉恶如仇的刚烈劲儿。

    1945年冬，我的叔伯大哥黄志平，受中共济南市委的派遣，来到我家作父亲的统战工作。父亲同大哥秘密奔赴解放区，并接受了掩护地下党的任务。1946年夏，父亲被捕了。告密者就是和我们住同一个院的特务。为了父亲的安全，市委决定由我母亲出面营救。母亲一面托人打通监狱里的关系，打探案子的进展情况；一面四处求情，送厚礼找保人。经过四个月的奔波，父亲终于脱离了虎口。母亲当时没有工作，为营救父亲，花尽了家中全部的积蓄，最后还变卖了所有能变卖的家当。家里的生活，全靠母亲领着我们姐妹四人卖包子来维持。

    济南解放前夕，白色恐怖笼罩全城。大哥黄志平接受了策反敌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的重任。为安全，大哥不能回家，和母亲接头的地点改在杆石桥外。上次告密的特务贼心不死，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家。就在他又伺机欲加害我家之时，母亲临危不惧，做了两件大义凛然的快事。

    一件事是，特务勾结伪保长点名要我二哥当兵，并且必须七天内报到，否则，以通共罪论处。1947年二哥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可户口没法销。这个节骨眼要人，分明没安好心！母亲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万全之计。母亲给在四川的一位香山慈幼院的同学写了一封航空告急信，谎称侄儿和她闹气，不辞而别，请那位同学在四川警察署供职的丈夫火速出个公函，证明侄儿在四川警署当差。同学念同窗之情照办了，公函如期而至，敌人无计可施，只好作罢。

    另一件事是，济南的敌人在解放大军压境之时，为搜捕共产党人，对居民实行五家连坐。我们院恰好六家。那个特务的老婆在院里扬言，说我家有通共嫌疑，动员其他四家不与我家连坐。可巧，她的话被我母亲听到，母亲怒不可遏，抓起一个茶杯，朝地上“啪”一摔，接着就开始狠狠地教训她。连质问加揭露，把她骂了个威风扫地。母亲的举动，赢得了邻里的同情和支持，结果我们五家连坐了，把特务家甩了出去。母亲又一次使我家脱离险境，转危为安。

    母亲一生有丰富的经历，她曾遭遇过两次毁家的劫难，一次是遭战火焚烧，一次是遭“文革”抄家。

    解放前我家住在十亩园，济南战役打响以后，解放军外围进展顺利。准备攻城了，几个解放军战士进家动员母亲赶快转移，因为我们家正处在攻城火力点最密集的地方（就在现在解放阁的东边），很危险。母亲听说后，带着我们姐妹四人，在战火纷飞中匆匆忙忙地转移到了王舍人庄。

    几天后，听说济南解放了，我们高高兴兴地赶紧往家赶。可走到家门口，大家都傻眼了。哪里还有家呀？全部的房屋焚烧殆尽，家中的所有已荡然无存。对门二嫂子号啕大哭，而母亲却一脸镇静，她安慰大家说：“咱们幸亏跑出去，房子没了，咱有人就有家呀。”一席话，稳住了大家的情绪。

    1966年8月，“文革”浩劫也波及我们家。虽然父亲于当年的5月刚刚去世，济南市委还给父亲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可造反派根本不管这个。当时街道上的红卫兵给母亲扣了个莫须有的“资本家”的罪名，就把我们家给抄了。他们不仅把全部家具都拉走，还把很多书籍、字画、瓷器等，凡是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也一股脑都拉走了。家被洗劫一空，我们只好打地铺睡觉，在纸箱子上吃饭。

    父亲刚刚去世不久，家里又遭此劫难，母亲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承受着政治、经济、精神等各方面种种压力的母亲很快调整好心态，她从没哭天抹泪，也不垂头丧气，她带着外甥女，仍从从容容地出来进去，平平静静地跟人说话，按部就班地过日子。

    粉碎“四人帮”后落实政策时，我们问母亲：“抄走的家具还要不要？”母亲说：“不要了。要那么多家具干什么？有用的就行。那些家具本来就是国家的，就算是归还给国家了吧！”这就是我母亲，那荒诞年代折磨人灵魂的屈辱一页，让她就这么平平淡淡、爽爽快快地给翻过去了。

    庆幸的是，母亲晚年赶上了改革开放。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全国掀起了一股学外语热，这时母亲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她竟也成了“英语发烧友”。她买了教材，跟着广播电台学英语，一节课都不落。她老人家学得特认真，又读又写，到了期末还参加考试。我们问她：“考得怎么样啊？”她说：“我一个单词也没写出来，耳朵跟不上了。唉！真是老了！”说完，我们都哈哈大笑。我们是笑她那个认真、不服老的劲儿。对于一个70多岁的老人来说，她那勤奋而又执著的学习精神，她那扬鞭奋蹄追求上进的心气，着实让人钦佩。

    母亲喜欢唱歌，不是光哼唱陈年老歌，还不时地学唱一些流行歌曲。可惜母亲离开我们太早了，她没有条件参加卡拉OK演唱，也没赶上去一次练歌房，她要是遇到这样的场合，肯定会高高兴兴地放歌一曲。唯愿母亲在天堂，有父亲陪伴，依然潇洒、欢快，依旧歌声不断，笑声不断。

    今年是母亲诞辰100周年，女儿谨以此文献给亲爱的母亲。母亲，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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