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我们需要一些留在祖国的人，一些能真切地感受这片土地的乐与痛，并加以描述、提供解析的人。

    央视整整10年前的一期对话节目，近来在网络上被人频频提及，主角是当时声名初起的韩寒。节目中，专家分析和观众提问，这个少年的成功屡屡被质疑，从经历到个性，他被审视的目光评头论足。不奇怪，如今许多韩寒的拥趸看后忿忿不平，并把满腔恨意直直抛到10年前，质疑栏目组的用心，嘲笑专家的分析，鄙夷观众的“唧唧歪歪”。

    最受追捧的评论是，节目中作为“好学生”来反衬韩寒、来“歌颂中国教育的好”的女生黄思路，北大毕业到了美国，嫁了美国人;而韩寒，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辍学小子、被认为破坏“80后”形象的人，10年后继续留在中国，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

    话题引至“爱国”。学者郑永年曾分析过中国近年来出现的知识和财富“退出”潮(前者主要指留学，后者主要指移民)，他引用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关于公司、组织和国家如何衰落的理论，指出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成员的“忠诚”，即如果成员“退出”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的衰落，就要维持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如何保持成员的“忠诚”?有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

    郑永年的判断是，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一个重要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些体制已经失去了信心，因此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与其他社会一样，占有知识和财富的是中国社会中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内部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当初韩寒的辍学，即选择“退出”他认为束缚自己的学校教育体系，但他在更高的价值层面显然并未“退出”，而是选择了坚守，选择了“声音”机制，持续地对自己的祖国、自己生活的社会发言。

    我们的经验里，某些虚伪或异化的教育导致了信念的庸俗化。实际上，这种围绕着“祖国”思考问题的情怀，这种真实的“爱国主义”，在今日尤其应当予以推崇。

    但愿有更多这样的人———基于我情感的选择，我不“退出”;基于我内心的选择，我说出来。

    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我们需要一些留在祖国的人，一些能真切地感受这片土地的乐与痛，并加以描述、提供解析的人。(摘自《中国青年报》文/徐百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