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20日早晨9点，前志愿军67军200师600团战俘冉宏图，混杂在14220名挥舞着青天白日旗、高喊“回台湾”的战俘中，离开了朝鲜板门店附近的联合国军队战俘营。扛着孙中山、蒋介石巨幅照片的台湾代表团迎上来，向战俘们表示热烈欢迎。有资料说，战俘们纷纷向孙和蒋的照片致敬。在美军陆军第八军的护送下，530辆卡车把战俘送到仁川。在这里，他们转乘15艘美军运输船去台湾，美第七舰队和美空军第五军则一路随行保护。在海上漂泊了88个小时后，他们才到达目的地———台湾基隆港，另有142名重伤病员，已先由军机直接送往台北接受治疗。细心的人留意到，领着欢迎人群站在岸边的蒋经国，正在擦拭眼中的泪水。作为国民党事实上的军情系统主管，他完成了一项影响台湾命运的任务。同样心情激动的还有蒋介石。在日记中，他把此事称为“五年以来精神上对俄斗争之重大胜利。”
志愿军战俘问题专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加州分校历史系博士常诚认为，若蒋介石在朝鲜战争中袖手旁观，那么台湾国民党政权很可能已在上世纪50年代崩溃。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宣布，美国对中国内战采取不干涉政策，不会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同日，坚持认为“台湾从来不具有非常重要战略意义”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强调“美国将会继续供应台湾岛上所需要的化肥，并推进农村重建项目，但是……任何进一步增加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的方式，都是不必要的”。
国民党政权失去大陆后，台湾沦为中美博弈中的弃子，正面临崩溃出局的绝境。蒋介石甚至已绝望地公开声称：“我政府代表必将被驱逐于国际社会之外，此乃成为已定之局。”
1950年5月17日，美国大使馆代办师枢安称，“台湾的命运乃已定之局。中共将于6月15日至7月间攻台。”5天后，美国政府发布撤侨令：“所有美国人应当尽快撤离台湾。”
这之前，艾奇逊在3月7日写信给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试图阻止25辆坦克和25架战斗机运往台湾，尽管这批军火是国民党自己掏钱买的，但是———“这批装备可能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
偏居东南一隅的国民党政权看上去已朝不保夕，转瞬覆亡的命运似已不可逆转。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绝望的蒋介石看到了一线希望。次日，蒋介石就向麦克阿瑟表示，愿意提供3.3万名军人参战。
远东局势骤变。美国的远东战略也随之转变。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共产党部队可能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任务的美国部队的安全”，决定派遣第七舰队横亘于台湾海峡。
蒋介石又派顾维钧和何世礼，再三去向麦克阿瑟请战。不久，蒋介石又提出，可以派1.5万名军人参战，并完全归麦克阿瑟指挥。
虽然直接派兵最终未果，但台湾还是向联合国军队提供了他们迫切需要的翻译、中文教师、记者等文职人员。正是这数百名伪装成文职人员的国民党特工，在向台湾提供大量情报的同时，成功策反了14000余名志愿军战俘。
策反暗战
最早提出“策反共产党战俘来台”设想的，是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赖名汤。1951年7月7日该设想提出后，台湾“国防部”于1951年8月9日召开了各厅局会议，认可了这一方案。
冉宏图们并不知道，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打完仗就能被放回家的普通战俘，他们已经被摆上了远东各股政治势力博弈的棋盘，成为至关重要的棋子。
1951年7月11日，朝鲜代表南日就提出了交换战俘的要求。而7月25日，台湾驻韩“大使馆”则发回密电称，“匪俘集体跪求译员”。
常诚博士曾就此事访问多位战俘，所了解到的实际情形是：由于战争爆发之初美国也是仓促出兵，对与中国军队作战一事毫无心理准备，直到与志愿军交上了火，才临时找来一些曾在中国生活过、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充当翻译，这造成了中国战俘与美韩军人间严重的沟通障碍。
此事恰恰成为台湾派出大批特工介入朝鲜战争进程的契机。
11月6日，台湾驻韩“大使馆”发往台北的密电，证实台湾特工当时已进入战俘营，并向后方传递情报。该密电转述了“译员某”的报告称，9月下旬，巨济岛战俘营张思波等96人“自动组织反共抗俄同盟会，并请求于臂上刺‘反共抗俄’四字”。
战俘赵英魁回忆，在进入济州岛战俘营之前，总数一万多人的志愿军战俘中，已经悄悄混进了一批台湾来的假俘虏，约400多人。他们很快被任命为联队长、大队长、小队长、班长，成了战俘管理者。
常诚说，最早转变立场的，应该是部分国民党旧军人。台湾政工人员给战俘们讲三民主义、反苏反共理论，假俘虏则在私下串联、鼓动，软硬兼施，在不肯转变立场的战俘的胸口、手臂等处强行刺上“反共抗俄”字样等等。
“这是要断我们回国的路。”战后回到大陆的战俘张泽石说。被刺字后，很多人就绝望了。这之后，一批中共政工干部转变了立场。而且，这批变节政工干部策反战俘“比台湾人更卖力”。
然而，按照日内瓦公约118条，“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他们最终仍应被遣返中国大陆。
变节者们若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除非是能裹挟更多人造成浩大声势，迫使美方改变政策。为此，他们不惜对坚持拒绝转化的战友暴力相向，甚至残酷杀戮。
1952年春，赵英魁曾亲眼目睹，两名不肯接受刺字的战俘被人用固定帐篷的钉钻子活活打死。冉宏图则说，有些拒绝合作的战俘，一到天黑就被人“嘴巴一捂塞到厕所里，下了毒手”。
“搅局者”
最初，美国政府并不愿意把战俘送往台湾。
1951年8月27日，艾奇逊称“压倒一切的考虑，应当是尽快地让所有联合国和韩国俘虏回来。美国的利益要求我们严格地遵守日内瓦公约”。
11月15日，美国参联会向联合国军队司令李奇微发出指令，“为了使得全部或者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与韩国战俘返回，或者为了避免不可接受的拖延，或者出于防止停战谈判的破裂，如果有必要，你有权同意全部交换战俘”。
当时，中苏的态度明确而一致。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斯大林回电：“您的立场完全正确，敌人很难提出异议”。
双方立场接近，按照日内瓦公约遣返战俘，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小小的台湾随即成为“搅局者”。
1951年12月18日，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谈话称，“目前在韩境联军所掌握之中国战俘，已有多人强烈表示不愿回到铁幕之中……”
从1952年1月15日美国参联会重新发给李奇微的指令来看，台湾当局的表态，无疑已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态度：“作为最后的立场，你获得授权同意全部交换战俘，但是不能使用武力强制遣返。”
此后数月内，美方立场在“自愿遣返”和“全部遣返”间摇摆不定。
叶公超随即于2月25日通知美联社，“对凡自愿来台参加反共抗俄工作，并经盟军考察属实之投诚‘匪俘’，均可接收来台。”
2月27日，美国参联会又致电李奇微，表达了“最后的立场”：美国政府不会强制遣返战俘。
“扳道工”蒋介石
此后两月内，台湾仍不断在各种场合强调：“可接受自愿来台的战俘。”
前有中苏强硬要求按日内瓦公约遣返全部战俘，后有台湾不断制造舆论压力，夹缝中的美国政府，只得在两种立场间不断摇摆、反复辩论。美国政府急于甩脱战俘包袱。于是，美方于1952年4月8日开始在巨济岛战俘营中重新调查、甄别俘虏意愿。
这次决定战俘们最终命运的甄别开始前一天，台湾特工和变节者也积极行动起来。几十年后，许多战俘仍记得那些人在1952年4月7日至8日间的疯狂。
冉宏图说，那一夜之间，仅他所知就有99人惨遭杀害，有300人被割肉挖心。张泽石在其《战俘手记》一书中，提到了一个叫李大安的战俘，此人带着一批台湾特务、变节分子“疯狂残杀”。
最终美方得到的甄别结果是，14000名战俘声称自愿去台湾。
1952年5月7日，杜鲁门宣布：“强制遣俘与我们在韩国行动的基本道义和人道原则相悖。我们不会为了买一个停战协定，而置人于被屠宰或者奴役的境地。”美国摇摆不定的战俘立场由此终结。
“并未直接参战的台湾，却在暗中有效地绑架了停战谈判议程。”常诚博士认为，正是由于国民党特务在中国战俘中产生的影响，为期三年的朝鲜战争，后两年一直受政治争论所左右。
“如果我们把两个超级大国和中国看做驱动战争的火车头，那么蒋介石就是关键时刻的扳道工，有效地改变了战争与和谈的进程。”
不曾参战的最大赢家
当朝鲜南北分治已成定局，首先是急于结束战争状态的金日成立场松动，只剩有斯大林支持的中方坚持按日内瓦公约遣返战俘。
然而，当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苏联方面不再坚持此前的立场，使得中方孤掌难鸣。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字，确定战俘按照自愿原则遣返。至此，志愿军战俘去台一事最终尘埃落定。
战俘赴台一事赢得政治主动后，台湾当局进而于1952年签署《台北条约》，正式从日本手中将台湾主权收归中国。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任美国总统后，采取了更为激进、强硬的远东政策，与台湾当局于1954年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标志着台湾重新被纳入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台湾也因此得到了此后20多年的生存空间保证。
“台湾不曾参战，却因此成为朝鲜战争的最大赢家。”常诚认为。
棋子与弃子
台湾国民党政权摆脱了弃子的命运。而志愿军战俘，协助台湾完成命运转变的关键棋子，却在实现利用价值后成了弃子。
冉宏图们上岸后，又分乘225辆军用大卡车，分成5个支队，由摩托车队前导，救护车、通讯车随行，另外还有国民党安排的广播车沿途播放歌曲、散发传单。车队到达台北后，沿主要街道行进，沿途不断有人燃放鞭炮，一派喜庆气氛。
然而喜庆过后，台湾方面“战俘去台湾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等承诺，并没有兑现。
战俘们被交由蒋经国领导下的一个辅导组织负责，逐个审查后，补入国民党军基层。
冉宏图回忆，其实许多人内心并不愿意去台湾。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爆发。冉宏图等前志愿军战俘也上了前线，有的“带着美国鬼子的步枪、自动步枪，凫水游走，到厦门跑掉了”。冉宏图也想逃跑，但由于企图早被发现而未果。
频繁出现的逃跑事件，使国民党当局意识到，这批志愿军战俘大部分还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于是又针对战俘开始了新的政治攻势。冉宏图就曾被要求参加国民党，但他拒绝了。
这个被强抽壮丁入伍的百战老兵，此后不再关心政治，只是每年清明节前后，他总要面对着大海。
“在台湾烧纸，晚上做梦都想到母亲，想到弟弟……”
1942年春节，冉宏图被保长一根绳索捆着送进军营，就此身不由己，卷入时代风浪，一生流离辗转，60多年再没回过故乡。农民、国民党军、解放军、战俘、国民党军……似乎就是抓壮丁的那一个下午，改变了他所有的命运。他说，他不知道应该怨谁。
1975年退役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开外，仍然是个军衔中士的小兵，孤身一人。他在家订下的那个娃娃亲，早已经杳无音信，可是他依然日思夜想着那个他只见过一面的女人，因为父母死后，这个女人成了冉宏图对家乡最真切的具象。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然而冉宏图囊中羞涩，也没有亲人和朋友资助，只能去洗胶袋赚钱。他没有家，晚上就睡在楼梯的角落里。
冉宏图终究还是回到了故乡。2008年3月29日，他在成都下机，一路问老乡：老屋门口的柿子树和橙子树相当好吃，树还在不在？老乡说橙子树不在了，柿子树和桃子树还在。“结果我去看，那棵柿子树和我一样，也已经老了。”
冉宏图把暮年的归宿选在宜昌，这是当年抗日时他打过仗的地方。
如今，冉宏图和侄子一家养了十几头奶牛，在一个很僻静的小山村里深居简出。对他来说，这或许是种慰藉，不用再向别人解释自己复杂的身份，也不用再争辩那段岁月的是是非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