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沙元森

    慷慨助人的李先生面对媒体异常地谨慎低调。好人不想出名，并非只是为人低调，一些深层原因很值得我们深省。

    李先生不愿留下大名，与雷锋时代的“做好事不留名”已经不能等同而论。在清苦而单纯的时代，雷锋替别人买张车票或者递上几个馒头，起码不会担心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而现在很多人揣着“功利心”将心比心，自己不做好事，也见不得别人做好事，以至于一些人做好事都要偷偷摸摸地做。李先生的担忧也正凸显了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对于社会正气的压制。

    而最让李先生感到为难的还不是别人的非议，他真正忧虑的是自己出名之后可能引来其他有病无钱的患者登门求助，毕竟自己家境一般，如果眼看着别人受罪却爱莫能助，只会感到难受。这真是个无法回避的尴尬。面对不够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仅仅依靠一些好人去做好事，能救助一个人或十个人，却不能救助所有人。不要说家境一般的李先生，即便是高调行善的李连杰也做不到这些。况且，我们提倡好人好事，却又无权把“舍己为人”的道德标准强加于每个人。

    在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国，我们固然需要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让好人光明正大地做好事，更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让需要救助的人知道自己该去哪个部门享受自己的权利，得到自己应得的服务，而不是四处打听好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