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给人民群众曾写过两封很重要的信。

    一封是1935年8月1日，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另一封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

    一封是号召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共同抗日的救国书，一封则是号召全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信。

    “可见当时党中央对人口问题的重视程度。”作为八位起草人之一的张敏才至今对《公开信》怀着一颗敬畏的心，并称自己是这封信的坚定“守望者”，如果谁说它不好，他都想站出来与对方辩论一番。

    目前，全国各地掀起了纪念《公开信》发表30周年的活动，本报记者辗转找到张敏才，了解了这封《公开信》诞生的前前后后。

    “当时搞计划生育是被

    逼出来的”

    “大跃进”时毛泽东提出“人多力量大”的口号，有人认为这句口号很大程度上鼓励多生孩子。

    张敏才如今已75岁高龄。1980年起草公开信的时候，他的职务是北京军区计生办主任，那时他有30年军龄、大学毕业20年，10多年的计生工作经验。

    然而，在《公开信》的8个起草人之中，张敏才排名最后，其他七位是栗秀真、梅行、苏沛、宋健、刘铮、刘庆山和王连城。

    张敏才算是专门为了起草公开信被“借调”过去的，“说白了，借调过去就是干活的”，直到现在，他都认为那是一个对他自身而言难得的学习机会。

    “当时搞计划生育也是被逼出来的。”张敏才直言。

    世界上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国家就被称为人口大国。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时，共和国的人口基数将近6亿。1980年已经近10亿。

    时光倒流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由于旧中国近百年的战乱，那个时候我国工业和农业领域的机械化水平还很低，尤其是对农业，土壤改良以及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都主要是靠人力完成的。”

    “没有战争，医疗条件也好了，出生率没变，但是死亡率大大降低，也是人口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张敏才分析。

    当时，多生的原因除了受“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影响外，还有几个因素。

    一是不懂避孕，又不敢问。张敏才在辽宁调研时遇到过一位村妇，结婚后一年生一个，一下生了七八个，后来不想生了，但是已经怀孕了，就故意上蹿下跳，用十几尺白布缠腰，希望能把孩子弄出来，结果不成，村妇照自己肚子上砍了三刀。

    二是迷信盛行，很多人认为孩子是送子娘娘送的，上天赐予的，给几个就得生几个。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后期的专家学者为此发生过争议，有的认为这句口号很大程度上鼓励多生孩子，有的则认为这只是一种单纯的“团结精神”。

    “不管怎样，当时存在的一种社会现实是，人口增长速度特别快，一对夫妇生三个以上的不是少数。”

    据统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般都保持在20‰以上，1963年最高达到33.50‰。

    这期间，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是1960年，出生率是20.86‰，死亡率是25.43‰，而这一阶段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虽然把注意力投向经济建设，但老百姓还是过不上好日子。矛盾就在人口多，资源少。”孩子们上学，教室不够，就实行两班倒或者三班倒，上午一拨学生上课，另一拨学生去放羊、拾粪，下午再倒换过来。

    “计划生育就像摸着石头过河”

    “老大憨厚、老二聪明、老三猴精”，不要老二老三，会不会把未来的发明家、科学家弄没了？

    “计划生育一定要搞，当时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如何搞？就像是摸着石头过河。”《公开信》发表前，中共中央领导曾多次召开座谈会进行讨论。

    在具体对策上，有专家建议推行“无婴年”，比如今年宣布，明年为全国“无婴年”，3亿多对育龄夫妇全部停产。这样停一年，生一年，幼儿园、学校都将一年爆满，隔年缺班，经济、教育和其它相关事业，将会受到轮番冲击和影响。

    也有专家建议，给每对爷爷奶奶两个孙辈指标，自行调节。爷爷奶奶们普遍有六七个子女。他们只有两个孩子能分到生育指标，多数分不到。如果配偶也没有分到指标，一个也不能生。这势必引发许多家庭矛盾。

    还有专家建议，在严格限制生育三胎的前提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有专家说北京宣武区已经有人尝试，别的专家说北京是向天津学习的，接着又有专家说，山东实施得更早。所以，‘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是山东经验，是从群众中来的。”张敏才这样回忆起当年的座谈会。

    上世纪70年代末，山东荣成市埠柳公社北城大队的村支部委员、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鞠洪泽，没少受村里人的白眼和挖苦。鞠洪泽想到自己是村干部，是党员，为什么自己不能走在前面，给群众做个表率？他和鞠广远、鞠传祥等几个党员一起，向全公社、全县发出了《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书。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1978年底，全县领取《独生子女优待证》的夫妇达16891对，占一孩夫妇总数的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