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鲁超国

    作为计划生育产物的“独一代”，自诞生，就被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

    “那时候其实我们都忙工作，城市里的90%以上的孩子都是在幼儿园长大的，根本没条件‘惯养’，现在的孩子才算‘惯养’。”“独一代”王欣的母亲张长文说。

    王欣1983年出生，已经有了儿子牛牛，不到2岁，每周游泳一次，去一家幼教中心“上课”一次……这个家庭每个月为他支出费用三四千元。

    进入婚育期的“独一代”，当他们面临“独二代”时，面临就业、养老等压力时，内心感受又如何呢？

    他们诞生的那个年代———

    “党让干啥咱干啥，肯定没错”

    53岁的张长文已经退休了，毫无疑问地承担起照顾外孙的责任。

    “牛牛，渴不渴啊，喝点东西。”张长文将奶瓶往孩子嘴里塞。牛牛专心玩着“挖掘机”，扭着头躲闪着，最后干脆跑开了。

    “慢点慢点。”张长文连忙起身跟上去。

    这个情景发生在济南正觉寺小区一栋居民楼家里，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卧室的窗台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儿童玩具。

    房子里还有一个“阿姨”———这户人家请来的保姆，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帮着做家务，一个月工资1200元。

    张长文1981年结婚，正是提倡“只生一个好”的年代。

    她姊妹5个，“有两个的都算少的”，父辈的普遍思想是“孩子越多越有福、越光荣”。

    “到了1980年，突然严了。”那时候，墙上到处被刷上了“想致富，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优生 幸福一生”之类的标语。广播里天天讲“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单位有了专职的计生工作人员，大会小会宣传计生工作。

    “那时候，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太真是起了大作用了。眼可尖了，谁家媳妇的肚子大了，立马知道。”老太太们还会移动小脚，健步如飞跑到各家各户召集开会。

    那时候张长文没有做任何的思想斗争，思想非常单纯，“党让干啥咱干啥。肯定没错，肯定光荣。”

    “也有超生的，城市的很少，一般是没有公职的，农村可能多点。”在那个摆地摊都遭歧视的年代，“铁饭碗”被看得很重，“超生”和“离婚”一样丢人。

    “结婚了之后还不能立马要孩子，单位给你列上计划，然后拿了娃娃票，才能生孩子。”张长文24岁结婚，26岁生下了女儿王欣。

    在四合院里长大的童年———

    “那时脖子里都挂着钥匙”

    张长文一共休了84天产假，然后就去上班了。

    那时候大家对工作都有革命热情，都想出成绩，都想进步，谁也不想比谁差。王欣便由奶奶照看。

    张长文当时在历下区的机关单位上班，丈夫在街道办上班。

    每天8点上班早晨7点半出门，中午不回家，晚上5点半下班，6点多到家，然后给孩子喂奶，“白天一天吃的啥

    我都不知道，那时候奶粉都很少见。”

    王欣算是幸运的，有奶奶照看，因为她的叔叔早早接了老人的班。“那时候，爷爷奶奶辈的也就50多岁，都还没退休，都上班，没人看孩子。”

    “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休完产假后，直接将孩子送到托儿所。”

    王欣上小学了，有一个院子里的发小是同班同学，他们一起上学放学，学校离家很近，走10多分钟就到，“从来没有家长接送的，不像现在家长能把学校门堵了。”

    “那时候我们脖子里都挂着钥匙，回家后先写作业，写完之后就跑到院子里玩。”在王欣记忆里，她的童年是轻松的，快乐的，不知道什么是孤独。

    上世纪80年代的济南，很少有高楼大厦，大都是大街小巷四合院。

    四合院里住的少则几户，多则几十户。

    “你帮我看着孩子，我去把锅坐上。”

    “再帮我看会儿，我去炒个菜。”在院子里，随便哪个邻居，都可以帮着照看一会孩子，一个大人能看好几个孩子。

    院子里总是有玩的人，有时候院子里没大人，年龄大点的孩子也可以照看年龄小的，也没啥不放心的。

    到了做饭的点儿，实在找不到人看孩子，就把孩子撂在床上，随便给个玩的东西，然后就可以去忙了。

    张长文以前住的四合院里有20多户人家，“那时候真的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谁家包了水饺，都会先盛上几碗给邻居送去，谁家孩子大了，衣服小了，就送给小点的孩子穿。对于送来的衣服，无论新旧，没有嫌弃的，不像现在。

    被“惯养”的“独二代”———

    “宁愿看以前10个孩子，不愿意看现在一个”

    王欣现在街道办上班，老公在一家媒体上班，两人工资加起来一个月大概8000元，但即使这样，他们几乎还是“月光族”。

    “有了孩子后，我们这几年没打算攒钱。”王欣算了算花在牛牛身上的钱：请保姆每个月1200元；出生之后每个月游泳4次花200多元；每个月去早教中心上课，一节课126元；买衣服、营养品等等每个月至少也要七八百元……这样一来，每个月一般要在牛牛身上花三四千元。

    这些账她以前都不敢细算，家里的日常生活用品有时都是父母花钱买。

    牛牛想要什么东西，当姥姥的张长文都会给他买，尽量满足他。

    “我们那时候想疼爱孩子也没条件。”在张长文记忆里，小时候几乎没怎么在王欣身上花钱。“那时候的孩子

    也没那么娇气，在地上摔跟头很正常，经常灰头土脸的，很少哭。”只要不流血，家长也都不会感觉心疼。

    “我姥姥就说，宁愿看以前的10个孩子，也不愿意看现在的一个孩子。”王欣笑着说，然后逗牛牛：“小宝贝，你是不是很难缠啊？”

    王欣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但他们不打算再要二胎，原因是：成本高，养不起；牵扯自己精力大，影响工作。

    “四二一”下的压力———

    “老人健康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如果不是妈妈已经离休，王欣真的不知道牛牛应该由谁来照看。

    王欣和老公的双方父母都在济南，典型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四位老人两名年轻夫妇一个孩子）。

    除了王欣的母亲张长文退休，其他三位老人还都没有退休。

    在牛牛出生前，张长文把家里收拾干净后，就经常参加老年俱乐部的一些活动，和一帮老年人一起唱唱跳跳，没有“空巢”的孤寂和空虚。

    现在，王欣小两口跟着张长文一起住。牛牛出生后，张长文就很少去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了。

    因为双方父母都年轻，能帮他们分担很多，“现在担心的就是老人得病，那样的话我既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孩子，会很累，所以老人健康是我们最大的福气。”王欣说。

    至于以后双方父母上了年纪后，给他们小两口带来多大的养老压力，王欣还没有想那么远。

    比起一些也是“独一代”的同事来，王欣觉得自己很幸运：四位老人都是有单位的人，退休了有退休金，看病可以报销，家都在济南，过年的时候也不用愁去男方家还是女方家里。

    和王欣相比，梁颖则没那么轻松，梁颖是工薪阶层，双方家里掏光老底各自为他们凑了5万，他们自己攒了5万，付了首付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

    装修时，梁颖父母来看房，兴高采烈地“指导”了一番，然后又给了1万元装修费。装修好后，梁颖的公公婆婆来看新房，两个老人也很激动，“老了就有着落了。”

    梁颖和老公对望，然后商量：“看来还得买一套。”可是，装修时欠了一屁股债，每个月2000多元的房贷，然后加上生活费，两人基本上也属于“月光族”。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还是老人生病，现在一点积蓄都没有，万一哪一天急需用钱呢？”虽然有了房子，但是他们仍然心难安。

    只有在这个问题上，“独一代”才开始羡慕起那些有兄弟姐妹的非独生子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