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庄文石片/本报记者孙国祥

    ■三个月前，44岁的德州禹城人丁文忠，晕倒在昌乐濠景海岸的北门大街，被送入医院之后，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在之后的三个月里，除了—纸医院的“中暑死亡”证明，丁文忠再未给家人留下任何东西，他随身携带的工具、手机都在出事之后离奇失踪。

    ■他在哪里干活，为谁干活，怎么死的、谁来负责?对于痛失亲人的家属来说，这—切都随着丁文忠的死，成为永难求证的谜团。

    —通问候电话成了告别

    7月30日，禹城市区的一家私人诊所里，陆续开始有中暑的病人就诊，23岁的丁阳，一边擦汗一边打开诊所里的空调，这么热的天，风扇已基本不起作用。

    临近中午，丁阳走出室外，刺眼的阳光晒在身上生疼，他拿起电话，拨通了在昌乐干活的父亲的电话。接通之后，他知道了父亲还在工地干活。

    他在电话中叮嘱:“天这么热，不行别干了”。“没事儿，我正吃午饭呢。”说完这句父亲挂了电话。

    丁阳不知道，这是他和父亲丁文忠之间最后的一次通话。

    为了给两个儿子买房，丁文忠从四年之前外出打工，先在北京，后到昌乐，在宝石二街做了打零工的劳务工人。除去过年和麦收，平时一年难得与家人一见。

    下午5点20分，还在上班的丁阳手机响了，看到是父亲的号，他连忙接起来，不过，电话里是另一个男人的声音，对方在电话里询问了和机主的关系之后，告诉他，“你爸爸在路边晕倒，被送进了医院抢救”。

    “你们尽力抢救，我们马上赶到”，放下电话，丁阳立刻告诉了大哥丁凯，兄弟俩随后雇车赶往昌乐。

    在路上，学过医的丁阳并没有觉得什么，“可能是中暑，治好了就回家，别让咱爸再打工了”。

    但是兄弟俩在当晚9点赶到昌乐时，却得到了最不想要的结果。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大夫告诉他们，丁文忠因抢救无效，已经死亡，原因是中暑，而且尸体也被昌乐殡仪馆拉走。

    “中暑?”对于医院的这个解释，亲属们难以理解，身高1米七、体重160多斤此前无病史的丁文忠，会因中暑而死?

    不过，丁阳还是先通知了家人。当天晚上，以丁阳的叔伯叔叔丁文杰带领的第二批亲友抵达昌乐。考虑到殡仪馆路程较远，他们决定先在昌乐问问情况.

    真的是中暑死亡吗?

    第二天一大早，亲友们带着和丁文忠住在一起的民工，来到昌乐县公安局询问情况。值班的一位姓高的警官告诉他们，7月30日下午的4点50分，他们接到报警，说有人在濠景海岸北门路边有人晕倒，随后警方通知了120，在110巡逻车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医院接走。

    “我爸爸到底是怎么死的”，丁阳有些着急的询问。“报警人已经停机，不知道是谁打来的，医院可以证明是中暑死亡，如果不相信可以请法医鉴定”。警察告诉他们，这个案子不太可能是他杀。

    丁文杰随后提出，能不能到殡仪馆里看看，如果没有外伤的话，家属就认定是中暑死亡。

    警察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在殡仪馆，丁阳见到了父亲最后一面，没有发现什么外伤。按照和警察的约定，丁文忠于7月31日被火化。

    对于医院的死亡证明，家属们没有过多的怀疑。因为他们很快从新闻上看到，7月30日和31日，几乎是夏天最热的两天，在省城有好几个环卫工人都是中暑死亡。

    但是，对于丁文忠的死亡，家属们仍有好多疑问，他到底是死在什么地方的?谁应该来为他的死亡负责?

    他们首先想到了报警人，通过警方，丁文杰在9月6日联系到了打电话的女士，对方在电话中说，“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有人在路上躺着，就拨打了电话，别的就不知道了”。

    丁文杰在电话中感谢她，“你帮我哥减轻了临终前的痛苦”。

    报警人的线索走不通，丁文杰又领着丁阳赶到昌乐宝石二街的劳务市场，市场北面的几排二层小楼，被当地居民稍加改装，成为务工者的宿舍，一般三个人住一间，每月90块钱。

    和丁文忠同住一个宿舍的工人老付回忆，每天都是丁文忠最早起床，不到4点半就出门了，出事的那一天，也是他最先找到了活。在登上一辆白色面包车之前，曾经问他去干什么，当时他说，“去垒大块”。

    隔壁的工人老尹在当天也见过丁文忠。据他回忆，当时自己还曾经邀请丁文忠一块找活，但丁说已经找到了。

    “为了相互有个照应，一般都会找一个当地的老乡一块干活，但是当天，和哥哥一块出去的，没有禹城人”，丁文杰说，打听了一圈之后，所有的线索就是哥哥上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但是这辆车的牌照和最终的目的地，却无人知晓。

    最终在昌乐一无所获之后，丁文杰和丁阳便将希望寄托在了该辖区的城西派出所，在留下张警官的电话之后，叔侄两人回到了禹城。

    找寻真相—次次受阻

    在两个多月的漫长等待之后，一个让人兴奋的消息传来，有人听说，丁文忠是在昌乐县南郝镇干活时出的意外。

    为了继续寻找真相，丁阳叫上叔叔丁文杰于10月25日再次来到昌乐，找到了城西派出所的民警，希望警方能去当地查出真相。

    张警官又一次热情接待了他们，但他认为这个案件不是刑事案件，无法立案侦查，“拿不出真凭实据，要想在那么大一个镇上寻找一处劳务工地，无异于大海捞针。”

    随后，丁文杰又想到，工头每从劳务市场带走一个工人，都要缴费，通过劳务市场的登记或许能够找到包工头。然而，他们没有找到，劳务市场只负责收费，而对工人上哪干活，跟谁干活，则一概不问，也不会登记。门口上方悬挂的摄像头，后经证实也只是一个摆设，线索又一次中断。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两人还是一头雾水，临走时，丁阳想起，有一个在通信公司工作的同学曾经和他说起，通过手机卡，可以查出离通话人最近的一个通讯基站，或许通过父亲的手机，能够找到父亲干活的工地。

    他去派出所询问，得知父亲的手机在医院里，但是到了医院之后，却被告知，医院只管救人，个人的物品是由警察保管。“当时用你父亲手机给你打电话的，不是警察吗?”

    丁文杰无奈的摇摇头，这些线索只要找出一个，哥哥的死就能真相大白，但是每一个都轻易的堵死了前进的路。

    离开昌乐时，丁阳又拜托警方，希望能够从路口的摄像头上看到那辆带走父亲的面包车。

    “我知道三个月的时间过去，可能摄像头的录像也未必能保存，但这也许是唯一的希望了”，丁文杰说，他们也没有奢望太多，但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没了，或者有个人出来道个歉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