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聊城11月3日讯 从1953年至2010年，57年时间聊城历经了六次人口普查。3日，记者采访到多位经历过六次人口普查的市民，听他们讲述五十多年时间里聊城的变化:伙食越来越好了，房子变大了，识字的人多了，普查的内容越来越详细了，人口普查统计也从打算盘过渡到了电子计算机输入。
古楼街道办事处80岁的老人邵大爷说，现在普查的内容太详细了。“我昨天听孙子说，家里有没有厕所还要问。”老人不解地说，第三次和第四次普查时，他领着普查员到过居民家中，第三次时大多数人家都没有电视，少数人家只有黑白电视，第四次时好多人家里都有了彩电。老人说，“现在问的内容多了，越来越正规了。”
刘海清老人是1953年、1964年、1982年三次人口普查的普查员，后三次她则是以普查对象的身份出现。“我做普查员时，只普查常住人口，如果你不在这里常住，就不是普查对象，而现在只要是屋里有人就得登记。”“记得第一次普查时，都到吃饭的时间了，居民家中还没开锅，主要是家里没粮食，只能挨饿;第二次普查时，还吃不起白面馍馍，当时都吃玉米饼子或窝窝头。”刘海清介绍，第三次普查时，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居民家中吃上肉了，还经常有人客气地让吃完饭再回去。老人幸福地说，“生活越来越好了。”
刘海清说，她觉得这三次的变化是:第一次穷人多、第二次做买卖的人多、第三次有正式工作的人多。
陈荣成忆六次人口普查之变
普查项目越来越多
陈荣成老人今年64岁了，他亲历了六次人口普查。“都过去快50年了，有点记不清了，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普查越来越正规，普查项目越来越多了。”陈大爷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他才7岁，当时跟着父母到街政府去登记，人家问，父母答，一会儿就弄完了。
第二次普查时陈荣成已进工厂工
作了，当时的个人信息车间司务长都了解，司务长直接给登记。第三次和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也都是父母给登记信息。以前到处是熟人，邻居都经常在一起玩，现在小区里到处是不认识的人。
“原来觉得人口普查和自己没多大关系，现在感觉人口普查人人有责，电视上播、报纸上登，俺觉得这事挺重
要的。”陈大爷笑着说，人口普查最大的变化就是，要填的项目越来越多，原来只问年龄、姓名等基本信息，现在这个表还要填住房面积、房屋间数、普查时点居住地、离开户口登记时间……项目太多了，我还没看完就被整晕了，不知道说啥了，还不好意思老问，”陈大爷不好意思地说，最后还是人口普查员解释了一番，自己才搞清楚。
“李王氏”、“刘王氏”少了
名字变化折射时代进步
家住聊城市区的刘海清老人，今年74岁了。从1953年起，刘海清参加过三次人口普查，都担任人口普查员。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她17岁，因为她上过学有文化，被当时的街政府推选为人口普查员。
刘海清说，那是她第一次参加工作，工作时挺不好意思，可老乡都很热情，没有一家不配合的，有的还留他们吃中午饭。“那时识字的人少，有的人连名字都没有，就随便起个名字，叫‘李王氏’、‘刘王氏’的人特别多，有的人连出生日期也不知道。”
此后，1964年、1982年的全国第二次、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刘海清明显感觉到叫“李王氏”、“刘王氏”的人少了。“到了1964年，这样的名字就少了，1982年就没出现过这样的名字，人们的知识水平提高了。”
刘海清说，三次普查统计数据时，他们都用算盘，四个人一组，一个人打算盘核算数据，另一个核对数据，其他两个人在旁边监督。“那时可不像现在还有计算机，连计算器都没有，只能用算盘。统计数据时，连续半年，每天都要打算盘，打得手都麻木了。”
前三次都是村里会计普查
普查员工作越来越正规
刘先生今年75岁，他经历了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由于时间过得太久，他并不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可对普查员的工作，他还是很有印象的。他说:“相比于过去，现在普查员的工作越来越正规，统计的数据也越来越详细了。”
刘先生说，1996年以前，他一直生活在农村。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他17岁，村里的大队会计去他家里，说是要普查人口数量，他们也没当回事，就让会计随便记下了人名和数量。“那时村里没几个人，大队会计对谁家有几口人了如指掌，还用问吗，谁家什么情况，他都掌握。”
刘先生说，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他们那个村的大队会计没再来他家，而是变成了邻村大队的会计，会计来到他家，逐一问了情况，登记了:姓名、年龄、成分、文化程度等。没用几分钟就把所有的问题回答完了。“那时讲究村和村之间的对调，不过都是邻村，有的情况，他们也了解。”
刘先生说，1982年以后的几次全国人口普查，邻村的会计也不来了，村里派来了专职的人口普查员，他觉得这次来的人口普查员文化素质高了，问的问题也多了。“那时就比前几次正规多了。”
“现在更正规，普查员普查时都出示证件，这样更让人放心，填写的表格项目也详细了。这是好事，国家就更能清楚地了解基层人的生活环境，才能制定出更好的国策。”刘先生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