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一封道歉信，“带了一个好头”。

    有道歉者把致歉归结于个人道德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

    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但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你们带了个好头”

    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作恶者就都要太老了。

    和解与道歉发生在这样一群老人之间：程璧，北京外国语学校退休教师，86岁；关秋兰，北大附中退休教师，81岁；李煌果，北京矿业附中退休教师，79岁。在他们的对面是当年的学生，申小珂，胡滨和郭灿辉（化名），他们都已超过了60岁。

    这份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在1966年，“文革”初始，以中学生为主力的红卫兵暴力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在程璧他们所在的北京，据官方数据统计，仅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即达1772人。程璧、关秋兰和李煌果于暴力狂潮中逃得性命，而他们的一些同事则被计入了死亡数字；申小珂、胡滨与郭灿辉都是当年的红卫兵暴力组成部分。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

    10月21日，某媒体刊登了申小珂和胡滨写给程璧老师的道歉信，在信中，退休工人申小珂向程璧请求：“请您宽恕我们。”他说，一个同学在电话里向他回忆起曾经踹过一位老师一脚的时候，不禁号啕大哭。而程璧则回信说，“你们带了个好头”。

    在信件往来中，申小珂将程璧比作自己的妈妈，程璧则对超过60岁的申小珂说“你们都是好学生”。老人们的语气，一如几十年前的孩子与老师。

    “我不记得他打过我”

    这已经不是当年的红卫兵们第一次向他们迫害过的老师表达情感。北京外国语学校50周年校庆庆典前，一批昔日学生开始给程璧写道歉信。甚至庆典当天，还有学生在幽暗中走到第一排，亲口对程璧说“对不起”。

    在媒体上公开发出道歉信的申小珂在几年前退休了，另一位道歉者胡滨人在国外。1968年离校下乡到内蒙古三年，1971年回城后申小珂便扎根湖北，最终在十堰市的二汽退休。

    身为一个技术工人的申小珂关注历史喜欢读书。“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呢？必然性何在？老师们都是那么好的人，太冤枉了。”他说。

    今年初夏，63岁的申小珂终于将那封道歉信发出。他首先通过email发给了北京的同学。虽然被视为一个有思想的、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但他并非没有压力，反复叮嘱不要张扬。夏初拜会老书记程璧时，由同学代转的打印出来的道歉信一出现，不仅程璧本人，连在场的同学们都惊呆了，“怎么会有这样一出？”

    此前没人向程璧道过歉。一片惊诧中有人拍照，有人把信一字一字念给老人听。程璧一时反应不过来：“我不记得申小珂打过我啊。他是好孩子啊。”

    “窗户里进来人了，要斗我”

    郭灿辉是1965年北京矿业附中四班的班长。他向老师李煌果道歉是在2009年7月11日下午4点。在六七个同学的陪同下，原本不善言辞的他，面对李煌果和她的家人，用了5分钟，明确复述了自己当年的过错。

    实际上，他和李煌果老师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达成和解。1974年从云南插队回京时他就已经拜会过李煌果老师。当时李煌果跟他开玩笑，你还真有本事啊，当年把我揪起来，跟中央部委的领导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一起批斗。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次聚会中，有同学目睹他跟李老师相邻坐着谈笑风生。

    2009年的那一天，复述完自己的过错后，郭灿辉分别向李煌果老师及其家人三次深鞠躬。老师坐在那里，脸上没有表情。2001年，70岁的李煌果被确诊为抑郁症，伴随着严重的幻觉，她对着明亮窗户叫喊着“窗户里进来人了。要斗我。”

    “错了就是错了”

    或许因为记忆广阔，老人们的视线不仅仅停留在忏悔的个人层面上。关秋兰说，账不能算在孩子们头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应有所反思，“我相信孩子们的良知，这也符合儒家伦常。”

    郭灿辉的忏悔无法改变李煌果老人的痴呆，但对李的爱人单忠健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让他非常欣慰。“终于等来了这一天，李在‘文革’时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单忠健把这次道歉看成是一个班级的反思和社会的进步。

    进屋道歉之时，单忠健甚至劝阻了郭灿辉，一些同学也拦着。但郭仍然坚持当面道歉：“不

    能因为年龄小或者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过去的过错。错了就是错了。”

    “应该让孩子们知道老师怎么想的”

    10月31日晚，程璧拿着放大镜在沙发上一遍遍地看着申小珂他们的来信：“孩子们写得多好啊。”

    道歉信被发到校友网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纷纷回帖。学生们也会把它们打印出来，送到不会上网的程璧老师手上。秋冬之际的晚上，程璧一边手拿放大镜反复朗诵它们，一边慨叹：

    “向那个年代所有死于迫害的人鞠躬致哀，向所有不放弃追求坚强地熬过整治迫害的前辈鞠躬致敬。”读到这样的字句，她会放下放大镜舒缓情绪，像在批改初中生的作文。

    接到自己学生的道歉信后，程璧非常感动，“应该让孩子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不到一周之后，她写了回信。在信中，她写道：“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

    在过去痛苦的煎熬中，关秋兰开始寻求内心的解脱。“我是怎么想通的？”她会这样反问自己：“我是华侨，没有为新中国出过力，回归即已在祖国的温暖怀抱中，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比起当初的革命者，我算老几啊。”她说自己这样就想通了。

    郭灿辉的一位女同学总结说：“都是不明真相的历史参与者，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历史责任呢？”她把道歉归结为个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也是为了后代负责。六十岁左右的人都活着呢。”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