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牛海(上海理工大学)

    日前，一则新闻引发了社会关注:昆明市城西的赵家堆作为重点改造的“城中村”正在大规模拆迁，一户人家因为拒绝拆迁，楼房周围被挖了壕沟，成为媒体热议的“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钉子户”。据被拆迁户介绍，赵家堆周边的商品房房价每平方米9000元，而拆迁方按照农村集体土地拆迁补偿标准，给他们每平方米补偿2900元。

    一些农民为什么抗拒拆迁，对比以上两个数字就不难理解了。当前的拆迁纠纷大多数都是利益之争，谈论拆迁难题，就不能回避农民的利益。

    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要善待农民，列宁在这方面就是很好的表率。在苏维埃政权早期，他强调涉农政策要加强引导，以最普通的农民可以接受的办法加以解决。近一个世纪后的当代中国，却一再上演地方政府侵犯农民利益的事件，殊不知农民和农村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危机的关键时刻，多次拯救了中国。现在确实到了反哺农村、回报农民的时候了。

    我们不反对城市化，中国需要城市化，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减少农民，扩大内需，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这是中国全面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问题是我们难道只能以大规模运动式强拆的方式才能迈向城市化吗?为什么受伤的必须是农民?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可以让大多数农民接受的办法，以互利、双赢、合作、和谐的方式推进?

    某地官员说，拆迁是给人民带来漂亮的城市。话没错，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民的概念显然过于概括，每个微观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虽然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并不是非常明确，农民的宅基地没有产权证的保护，自家房屋无法像商品房一样自由上市，不过农民集体所有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随便处置。政府以计划经济的模糊概念应付农民，自己却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原则，享用土地溢价带来的好处，经过市场经济30年的洗礼，再“自然”的农民也能看懂这一点。当老百姓发现墙外的口号只是在掩饰墙内的算计时，郁闷、不满随之而来，抗争、抵制如期而至，矛盾升级，对抗加剧，直至酿成惨剧，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其实我们都知道，城市化不仅是拆民房、建高楼，更重要的是政府提供良好的教育、普及的公共医疗，实现社会保障的全覆盖，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农民在城市里能住得下、有发展、安居乐业。

    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关于民生政策时的推诿和拖拉，而在强拆时的勇往直前，两相总能感觉到反差太大、让人费解，思索许久才发现，首先应该拆的不是农民的墙，而是堵在一些地方官员和民众间的利益之墙，这堵墙打通了，就能一通百通，城市化的很多难题将会迎刃而解。

    正当公众期待新拆迁条例出台，从根本上解决由拆迁引发的社会问题时，新一轮的强拆似乎又开始了。拆迁究竟难在哪，如何破解难题，更好地推动城市化进程，为此我们刊发一组评论，推动各方认真思考以上问题。———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