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片 本报记者 赵晓峰
“这半个多月我瘦了接近10斤，最初的一周几乎是天天彻夜不眠，那段时间又有一系列重要的日常工作，两面的压力让我几乎疲惫到了极点。”在经过多次联系后，11月9日，在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举办地绍兴，记者见到了身具武汉市纪委书记、诗人、山东老乡三重身份的车延高。
一首被截取的诗歌《徐帆》，一场突如其来的波澜，将“羊羔体”诗人车延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而今，他来领奖了。
车延高的神情里，疲惫夹着兴奋，他对待其他媒体记者采访的态度，礼貌而又坚拒。这一切，如同他身上兼具的诗人和官员两种身份，经常同时并存着。
电话里的谨慎
10月，第一次拨通车延高的电话，正是“羊羔体”在网上炒得最热的时候。
“我是您家乡山东齐鲁晚报的记者，想对您做个采访。”“谢谢，谢谢家乡媒体对我的关注，你叫什么？”对方的第一反应非常热情，但在客气中也透着谨慎。
“你知道这个情况，现在网上出来很多对我的质疑，把我搞得非常疲惫，我已经几天没睡好觉了，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做回应，不然不管我说什么都会激起新一轮炒作，谢谢你，你看能不能通过电子邮件……”电话那边开始犹豫。
第二天，记者的手机响起，“昨天我接受了一家媒体的电话采访，稿件刊登出来后，在网上形成了新一轮对我的质疑，今天市里主要领导都找我了，让我最近不要再接受采访了。”
车延高在那头苦笑：“我现在不管说什么，也不管怎么说，都会引来更多的争议，我无心炒作自己，只希望这件事情能尽快平息，你看我们的采访还是暂缓吧，我最近不想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了。”
听得出车延高的声音里透着几分疲惫、几分无奈。
“如果可以的话，请家乡的媒体帮我个忙，把我的诗歌完整地选登几首出来，让大家看看我的真实水平，
我想用作品说话最客观。”
低调来领奖
此后，网上风波渐渐平息，互联网很快又被各种新的争论占据。
其间，记者也与车延高通过电话，得知中间他曾病了一场。那段时间恰逢他的工作特别忙碌，记者打电话时，车延高正躺在医院里输液。“烧到快40℃了，挺厉害。”他的同事说。
11月9日，鲁迅文学奖在绍兴颁奖，车延高要去参加颁奖典礼。这次他在电话里不再那么沉重，很痛快地答应记者就在绍兴见面。而此前记者发给他的采访提纲，他已经“花了整整一晚上才答完，字斟句酌，想请乡亲们看看”。
车延高是8日晚上乘坐“红眼航班”飞绍兴的，到达时已是夜里一点多，也许是因为工作繁忙，也许是为了低调。但他那一身严肃的西装，仍然被一些彻夜等候的媒体发现。
从车延高匆匆赶来的身影看得出，这个鲁迅文学奖对他很重要。
这让记者想起电话采访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刘醒龙时，他说的一段话：“我和车延高同岁，我们认识很久了，据我所知，他三十几年前就开始写诗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写作，他的诗歌艺术水准是没有问题的。”
下午4点钟，车延高打来电话，“我在咸亨酒店8122房间，你过来吧，我等你。”
半个月瘦了十斤
走进酒店就发现里面到处都是记者，而在文学尤其是诗歌已有些冷淡的今天，很多人的目标显然是他。
来到8122房间，里面还有一批客人，看样子也是记者。
当记者说明是家乡来的媒体时，车延高非常热情地伸过手来，“终于见到了，家乡人啊！你看我们山东人最实在，我说在绍兴见面就一定要见面。”
与电话里的谨慎及对其他记者客气的坚拒不同，车延高情绪很高，说起话来也很放松。“我这半个多月消瘦了十斤。别人看照片，都说我比以前瘦了。”
“您是不是压力依旧很大？”记者问。
“说没有压力那不实诚，但我把它看作自己人生中的一次经历，压力是对我心理承受力的一次砥砺，那段时间有全国性的重要会议和一系列日常工作，鲁迅文学奖的获奖感言、合集的诗歌精选以及诗人的诗歌观等都要交稿，再加上媒体的不断采访，几方面的压力使人处在极度的疲惫之中。”
“那您后悔获奖吗？”记者再问。“当然不，作为中国
的作者能获得鲁迅文学奖，我的激动无法言表，来绍兴前的一个晚上我都无法入睡，反复修改我的获奖感言。我是非常珍惜的。”
带给家乡的朗诵
一口一个“老乡”的车延高，突然让人想起他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的几句话：“让官员有一点诗意情怀不是个坏事。一个坚硬的市纪委书记有如此柔软的诗心，这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纪委书记一个个非要板着面孔、整天让老百姓感觉和你没法接近？不是这样的，纪委书记的工作牵涉对人的处理，尤其要听多方面的意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眼前微笑而洒脱的车延高，很亲切很可爱。
临走前，车延高拉住了记者的手：“对家乡人，我想朗诵一首我写的诗———《村口》。”然后，他站在屋中，大声地读起来：
“村口/是一个解不开的结/走进去的人/会出来张望/走出去的人/一步三回头……”
“这就是我对家乡的情感。”车延高再三说。
车延高简介：男，1956年2月生，山东莱阳人，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现任武汉市委常委、武汉市纪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