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鲁超国 张榕博 片/本报记者 张晓鹏

    太阳升起的时候，在每个城市里，工地上的农民工、马路上的清洁工、菜市场的小摊贩……他们都像蚂蚁一样出来，布满城市的角角落落。当夜幕降临时，他们又都消失了，他们去了哪里？

    很多乡下的孩子玩过这样一个游戏：拿着一个水瓶，对着蚂蚁洞针尖一样的洞口，往里灌水，很多蚂蚁仓皇逃命……如今，在城市里，这个游戏也真实地发生着，越来越多的“蚁穴”，渐渐被钢筋水泥吞噬……

    15日一早，从枣庄来青岛拾荒的崔富龙收拾好全部家当，把看不清颜色的薄被子和几件衣服用床单包起来，把唯一的电器电饭锅装进麻袋，把从山上捡的木材捆扎好，又从床底搜出一双以前捡来的旧运动鞋，拿在手里，掂量了一会儿，一脚甩掉脚上的破布鞋，换上运动鞋。

    远处传来挖掘机的轰鸣声，是该走的时候了！

    10天前，青岛浮山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在徐家东山的半山腰发现了崔富龙和其他十几户人家近千平方米的“蜗居”，这个“蜗居”居然是一片高度不足1.8米、只有半面墙的鸡棚。“这些都是违章建筑，这里要建公园了，限你们14日前搬走。”工作人员甩下这句话就走了。

    从徐家东山西侧“转战”到现在的半山腰，一年的时间，46岁的崔富龙已经是第二次“被搬家”了，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这个以前是一座荒山，现在则称作“浮山香苑”的地方。一年前，作为青岛市中心仅有的几处尚未开发的山地，崔富龙住的徐家东山西侧被圈起来搞开发，而周围房价早已达到每平方米1.3万左右。现今，这里被规划成一个集市民观光旅游和休闲运动为一体的开放式公园———浮山香苑。

    “本以为跑到山上能多住一阵子，没想到这里又要建公园了。”在崔富龙眼前，一辆挖掘机正在作业，几个临时搭建的窝棚房顶已经被拆除。“一间房子每月160元房租，再也找不到比这便宜的住处了。”

    这个“鸡棚”比老家还好，因为这里“风景不孬”,周围还有老家看不到的高楼大厦。

    崔富龙舍不得离开这里的原因是，房东连160元的房租都给他免了，条件是帮忙在山上“代养”一二十只鸡。

    在这里住，除了冬天冷外，似乎找不到别的缺点，“在老家也一样挨冻”。崔富龙觉得这个“鸡棚”比老家还好，因为这里“风景不孬”,周围还有老家看不到的高楼大厦。

    这里大概住着不到10户人家，一个铁皮屋或者集装箱就是一户，他们不得不走的时候，彼此才留下对方的电话号码。

    张国栋把七八只野兔都杀掉了，笼子里还有几只野兔“吓”得跳了起来。他又用铁夹子在兔笼旁下了套。坡下的鸡圈有十几只鸡还没有来得及处理。

    刘新昌花了80块钱，专门雇来一辆卡车，把从房子上拆下来的木头以及山里捡来的干枯木材装上，拉到“新家”，“冬天烧不起煤，就烧这个”。

    张秀娥把在山里种的几十棵小白菜拔掉了，然后用盐水腌上，“炒菜的话吃不了几顿，腌成咸菜吃的时间长。”

    两个六七岁的孩子拿着从房子上拆下来的木棍当武器打斗，他们看过“新家”了，房顶是钢筋的，“比这儿好”。

    有几户四处打听，终于在春光山色小区附近的高楼大厦间，找到了一大片简易板房。面积和山里“房子”差不多，房租却几乎翻了一番：每月300元。

    来自临沂的62岁的闵秀敏没找到合适的房子，山里住的集装箱已经拆除。无奈，15日晚，她带着不到10岁的孙子和外孙，露天睡了一夜。她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为他们戴上帽子，然后把三床被子都盖在身上，“压得喘不过气来”。

    那天夜里，是青岛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夜，温度接近零摄氏度。

    铁皮屋

    “我们活着是为了啥？还不都是为了孩子。”张秀娥说，为了孩子，再苦再累都值。

    在新租来的板房里，张秀娥的儿媳妇徐玉芹正在洗衣服。板房刚建不久，连水泥地面都还没有干透，面积10个平米左右。

    这样的联排板房一共有六七排，住了二三十户人家。旁边就是春光山色小区和阳光山色小区，还有大超市。

    大部分时间，27岁的徐玉芹都在操持家务。尽管家里不常有外人光顾，可是徐玉芹还是把屋子收拾得像模像样。她说，要像在家里过日子一样在这里过。床被和衣服都叠进一个废纸箱里，非常整齐。

    铁皮屋前面，用木板和塑料纸搭建出一个厨房。右侧，又搭建出一间“卧室”，张秀娥就住在这里，帮儿媳妇照看两个孩子。小两口还有4岁的儿子、3岁的女儿，平常挤在铁皮屋里一张1.8米宽的床上。

    4岁的小男孩拿着一个坏了的水枪玩具边做射击动作边跑，3岁的妹妹在后面追。玩具是爸爸在外面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孩子的爸爸是一名建筑小工，早出晚归。

    “我们两个孩子都在老家上了户口。”徐玉芹最大的希望，就是能让两个孩子留在青岛上学。

    “我们活着是为了啥？还不都是为了孩子。”张秀娥说，为了孩子，再苦再累都值。

    “最头疼就是搬家了，现在想找个合适的住的地方越来越难喽。”张秀娥埋怨。

    和他们一起搬过来的还有几户从山里转移来的邻居。

    “我可告诉你啊，你把俺这个地方曝光了，政府再把这里拆了，俺没地方住了，就住你家里去啊。”徐玉芹对着拍照的记者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喊。

    两元宿舍

    在这间大约100平方米的屋子里，很少有人打听一个屋檐下酣睡的“邻居”。“他们有的白天从这里出去，晚上可能就再也不回来了。”

    这片属于浮山村、方圆约一平方公里的空地本在市中心。因为价格谈不拢，利群、万达等几家开发商都没有拿下这个核心地块。现在，这片空地成了农民工寄居的“乐土”。

    张秀娥他们住在东边的板房，算是条件好的。西边，被拆掉一半的平房一排一排的，过道里堆满了木材和垃圾。木头是这里住户的宝贝，既能搭房子，又能烧火取暖做饭。

    这里的房门大都锁着，“大白天谁坐在家里等吃？”这里的“负责人”是72岁的闫老汉。他说，每一排房子都有一个“负责人”，是附近浮山后菜市场管理办公室指定的，一排房子有十几个住户。

    闫老汉可能是唯一一位青岛当地“住客”，他以前在浮山上有一栋临时搭建的房子，还养了十几头牛，两年前浮山拆违，房子拆了，他只带出来现在屋子里摆的那张床，十多头牛也卖了。对外人，他说自己没有儿女。但采访中，闫老汉却慢慢告诉记者，他儿女双全，只是都在监狱。

    “女儿前几年到东北打工，可能是碰见了坏人，两人后来就动手了，我女儿把这个人捅死了，判了无期。她哥哥帮她逃跑，判了三年。我现在是一个人了。”“快出来啦。”但老人似乎并不指望儿子能给他养老送终。

    “我就靠这些邻居给我送点吃的喝的。”正说着，一名中年妇女走进来找水喝，就像进自己家一样，“壶里也没点热水，看你这老头子小气的。”说完就走了。

    “这样的地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难找了。住在这里的人，都讨厌这里垃圾堆了好几米，夏天臭，冬天挨冻，但都是打工的，还能有啥地方栖身？咳……咳……”闫老汉不想说话了，取暖的炉烟越来越呛人。

    闫老汉管理的巷子最里侧，有一扇白色的木头门。闫老汉说，这是一个录像厅，专门给农民工开的，你想住，也可以，一晚上只需要2元钱。

    “两元宿舍”里到处堆放着一床床油乎乎的被子，连又窄又硬的躺椅上也有，一只流浪狗蜷缩在上面睡着了。这里最多的时候容纳过30多人，“现在晚上回来的也有七八个吧”。

    在这间大约100平方米的屋子里，很少有人打听一个屋檐下酣睡的“邻居”。“他们有的白天从这里出去，晚上就不回来了，可能再也不会见到他。”闫老汉说，这里住的都是40岁以上的力工，挣了钱就想着回家。

    儿子

    陈明彪的儿子陈远志也在青岛打工，他不愿在这种地方住。

    狭窄的巷道尽头，三个30多岁、身材发胖的女人站在房子门口。“职业特征”很明显：脸上画着粗劣的浓妆，头发染成黄色，从她们身边走过，劣质香水散发出来的香味夹杂着旁边恶臭垃圾的味道，让人胃黏膜都能受到刺激。

    “来呀，大哥，过来玩玩。”即使在大白天，有陌生的男人经过时，她们也会打招呼。

    “她们比我们挣得多，挣得也轻松。”50多岁的陈明彪谈起那几个女人时，脸上的皱纹竟然舒展开了，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陈明彪伸出了两个手指头，“一次20块钱。”陈明彪也被拦住过，“那哪行？10天的房租没啦。”

    “你去录像厅里打听打听，他们知道的多。”陈明彪往“两元宿舍”指了指。

    “其实她们很可怜，她们也不容易。”一名住户关上门，一边说，眼睛一边往门口瞟。

    “那几个女的被三个外来的小哥控制着，一个月要交三五百元保护费，不给就打，有时候能听到她们挨打时传来的惨叫。不过现在那几个小哥已经被公安局抓走了一个，还有一个听说挣了几百万，都在外面开公司了。”

    陈明彪的儿子陈远志也在青岛打工，“他不愿在这种地方住，和几个小年轻合租楼房。”

    平时，陈明彪不愿去儿子住的地方，“我这一身行头会给儿子丢人，让别的小年轻笑话。”

    陈远志给一家公司当安装工，下班之后，他脱下满是灰尘的工装，换上牛仔裤，和女朋友一起去逛街，偶尔还会吃顿“肯德基”。

    几个舍友喝多了之后，也会在出租房里用筷子敲打酒瓶，扯着嗓子合唱那首网上红透了的《春天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但是，陈远志基本上属于“月光族”，他身上穿的时尚夹克还是向父亲要钱买的。

    父亲

    崔富龙的儿子从来不知道爸爸在青岛靠捡破烂供他上学。崔富龙从不让儿子来这里看他，他去见儿子时，会先洗个澡、理个发，手头有钱的话，再买件新衣服换上。

    崔富龙出门“上班”时，一定要穿着他那件捡来的西装，他觉得这样会显得体面些。

    他不仅仅是来挣零花钱的。他的儿子在北京上大学，“一年光学费就一万多，每月的生活费也要七八百”，他每个月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儿子的生活费全从他的嘴里挤出来。提起儿子，他嘴角露出微笑。

    “只要孩子过得好点，将来有出息，我再苦再累都行。”在浮山后小区的许多垃圾箱前，崔富龙经常从垃圾箱里翻找，看有没有还能吃的食物。

    “有一些发霉的馒头，过期的面包、面粉我就拿回来，把不能吃的地方扒去，用开水烫一下再吃。在小区下面的菜市场，捡一些菜叶子吃就已经吃得很好了。”崔富龙说，吃的其实总能找到很多。

    “千万别给我登报，别让我儿子看到。”崔富龙的儿子从来不知道爸爸在青岛靠捡破烂供他上学。崔富龙从不让儿子来这里看他，他去见儿子时，会先洗个澡、理个发，手头有钱的话，再买件新衣服换上。“我回去就说自己在外面做力工，有时儿子想来青岛看看我，旅游一下，我就是不让他来。”

    在“两元宿舍”住的赵振忠，虽然已经57岁了，仍然是个单身汉，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他兄弟7个，在他年轻的时候，母亲就半身偏瘫，父亲的双腿也被车轧断，年轻时候打工挣的钱都给父母看病了，“所以没钱娶老婆。”

    10月30日，他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肋骨被挖掘机砸断了两根，结果工地老板不露面，司机只赔了他800元。16日，他正面临着一个艰难抉择：对方承诺再给他2200元，从此两清；不然，一分没有。

    “我要是接这个钱呢，连看病都不够；我要是不接呢，现在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你说我可怎么办啊？”他拿出在医院拍的片子看自己的伤情，又掀起衣服露出了缠着绷带的胸膛。

    “我不是给你说了吗，拿一分是一分，不然你一分钱都拿不到，岂不是更亏。”闫老汉经常听到赵振忠深夜里疼得大喊大叫，他还给青岛媒体打电话，希望对赵振忠有所帮助。

    赵振忠打算回老家养伤，在城市，失去了劳动力，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他的那个每天2元的床铺，马上就会被其他人占据。

    “养好了伤，再来。”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