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炜(山东大学教授)

    《春天里》的迷思

    近日，29岁的刘刚和44岁的王旭光着膀子在出租屋翻唱歌曲《春天里》的视频一时间红遍网络，质朴有力的歌声“唱哭了很多70后、80后”。甚至连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也公开表示，“每看一次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并在多个场合推荐。

    一段粗糙的视频受到众多网友追捧，继而成为各家媒体焦点，就此，《北京青年报》11月12日刊发《<春天里>走红：从文化认同到价值共识》指出：“这首先体现出人们对伪音乐文化的厌弃以及对真实音乐文化的认同。也证明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有一种价值共识正在愈益清晰，即对底层的顾惜。”

    而针对红透网络后，两位歌手被各家电视台竞相邀请的现象，《扬子晚报》在11月12日的评论《民工唱红<春天里>是“真”胜利》中表达了这样的希望：“祝愿他们早日离开地下通道和出租屋，改变困窘的生活，但同时希望他们万万不要失去对底层的感悟，更希望他们能够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底层农民工的‘文化代言人’。”

    《新华每日电讯》11月12日发表《民工版<春天里>，感动之后更应行动》，进一步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读懂民工版《春天里》受追捧的社会表情，比仅仅感动更有必要。特别是官员和相关部门，感动之后更应该行动。”

    而《中国青年报》11月18日以《不应让80后埋葬个体理想》为题进行反思：“政府在享受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红利’时，更应建立公平补偿机制，少点对公共产品的掠夺，多点‘还富于民’的勇气，让‘中国梦’走得更平稳，也许这是对‘失梦一代’最好的补偿。”

    红卫兵的忏悔

    11月上旬，《南方周末》与《中国青年报》先后以大篇幅报道了红卫兵申小珂、胡滨时隔44年，向当年间接伤害过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程璧投书致歉的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

    《中国青年报》11月11日刊发冰点时评《红卫兵的忏悔是公民良心自救运动》表示：“在‘多数人犯罪’的情况下，法律变得相对无能为力，无法去追究和审判整个民族。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个案的忏悔，去反思怎样对待自己罪孽的过去，怎样承担自己必须承担的道义和良心责任。”

    11月13日，专栏作家陶东风在《北京青年报》发表《关于记忆、遗忘、道歉与宽恕的思考》指出：“我们还没有健康的、制度化的反思文化、道歉文化、忏悔文化和宽恕文化。这种回避历史的态度，不但无助于个人心理健康的恢复，不但施害者无法从自己的愧疚感、罪孽感中解脱，受害者也无法从自己的某种‘受虐狂想症’中解脱。”

    《东方早报》11月8日以《红卫兵道歉的可贵之处》为题指出：“促使他们这么做的唯一理由，只是响应心灵的吁求，安顿良知的焦灼———可贵，也正在此。”

    随后，《中国青年报》11月16日又在《红卫兵忏悔的可行性路径》中说：“首先，必须反思和清理当下精神生态中对‘道德完人’的幻想，以及充满悖论的道德标准；其次，应该营造一个鼓励和接纳真诚忏悔的社会氛围，公立文化机构在强化公众历史观念和记忆的过程中应更有作为；此外，要尽可能保存‘文革’记忆，向公众提供历史教育；最后，应该多策略地鼓励不同形式和层面的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