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子森
29岁的胡永伟一家五口在济南以靠卖早点为生。自2008年以来物价迅猛上涨,让他们一家每个月的收入日益减少。胡永伟担心孩子明年上幼儿园的支出,担心已过半百的父母哪一天会得病……精打细算的一家人,已经做好了回老家济宁的准备。
15日凌晨3点,睡眼惺忪的胡永伟从床上爬起来,呆坐了一会儿。屋外,妻子正在磨豆子做豆腐,吱嘎吱嘎的声音格外清亮。
他们要在两小时内做好两桶小米粥、两桶八宝粥、两桶豆腐脑、两桶胡辣汤……桶不是小桶,是身高近一米八的胡永伟双臂合抱才能抱住的大桶。
再配上茶鸡蛋和豆浆,来自济宁微山县的这一家五口人,每天就是希望这个简陋的早点摊,能换来不少于150元的收入。
如果低于这个数字,生活就很难过下去。“米、枣、豆子、面粉,统统都在涨价。而一个路边的早点小摊,是不敢轻易涨价的。”一家人会在深夜认真计算一下,精打细算后,最后的数字表明,收入在日益减少。
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胡永伟把胡辣汤做了解剖,花生、海带、辣椒、面粉,这是胡辣汤最基本的四种原料。
“一斤花生原来3块,现在5块;一斤海带原来两块二,现在也5块;辣椒最开始5块钱,现在卖10块钱……”胡永伟掰着手指头计算,涨价最少的是面粉,25公斤一袋的面粉从56元涨到了73元。
在七里堡郭士家的粮油店,花生每斤的进价从原来的三块六七涨到了现在的四块六七,而零售价格从原来的四块,涨到了五块。“大概是近两个月涨起来的。从今年新花生上市到现在,平均上涨一块钱。”
郭士家提供的是批发价,在其他零售商贩那里,花生现在每斤价格五块二到五块五不等。
花椒售价暴涨。郭士家说,去年十二块钱一斤的价格今年到了二十多块钱。特别是四川花椒,从去年的二十八九块钱涨到了现在的三十七八块钱。
这让胡永伟非常怀念三年前的济南。在他的印象里,2006年来到济南后,当地物价和济宁区别不大,生意一直还算可以。但2008年以后,胡永伟的心情,却因为物价上涨变得沉重。
胡永伟对2008年物价大幅上涨的记忆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在同一时期。当年2月份,CPI上涨幅度达8.7%,“那些花生啊海带啊,忽地一下子就涨起来了。”
“我觉得这是故意坑老百姓呢,什么都涨价,我今年就挣不着钱。”胡永伟埋怨。
就在11月15日这一天,商务部通报的数据显示,11月上旬,全国36个大中城市18种主要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每公斤3.9元,比年初上涨了11.3%。
每天50元生活标准
两个小时后,胡永伟的父亲拉着四个大桶出发,去趵突泉附近卖早点,而胡永伟和妻子来到了山师北街。他和卖油条的共同租了一个门面,可以经营到上午10点左右,每个月租金是500多元。
这一家人租住在奥体中心西边的一处民房里,每月租金400元。这几天济南日益寒冷,摩托车上胡永伟和妻子冻得打哆嗦:“越来越冷了,冬天来了,吃早点的就少了。”
胡永伟的妻子又开始算计:租金接近1000元,一家人每天的生活费50元,仅这两项,每月开销就要2500元。他们从来不敢带着2岁多的孩子逛超市:“万一她看中了玩具,买还是不买啊?”
生意好的时候,胡永伟一家每个月能留下2500元。平均下来,四个成年人的收入低于济南市最低生活保障。
胡永伟以前在微山县一家粮油单位工作,2006年下岗,得到了一万多元补偿费。在老乡帮助下,他们一家人来到济南谋生。
胡永伟的父母已经过了50岁,按照农村人的特点,他们至少还可以干10年,但物价上涨让他们对未来的10年感到渺茫。
“每天50元的生活费标准,一家五口人主要以最便宜的菜和馒头为主。”胡永伟说,青菜贵的时候,他们会买相对便宜的肉类。胡永伟的母亲每天都要在菜市场转悠很长时间,甚至特地挑剩菜买来吃。
而在七里堡蔬菜市场,以往被购买者扒下来的菜叶子,现在被菜农扎成一捆,卖给那些特地来挑剩菜的市民。
每每买到便宜菜或者水果,母亲高兴的眼神总会让胡永伟很内疚。还有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干活,风里来雨里去,帮助他维持着全家人的生计。“父母毕竟老了,万一得个病,每年攒下的这点钱,能管什么用?”
一想到父母没有任何医保,他后脊梁就会一阵阵发凉。胡永伟原单位是有养老保险的,但这几年要个人缴纳5000元,他不舍得把每年收入的五分之一拿出来,他要留着给父母做保障。
胡永伟以往最大的安慰是忙完工作后回家逗女儿。但转过年来,3岁的女儿也要上幼儿园了,这又是他的一块心病。“我们也是农民工,最便宜的幼儿园每个月也要400块钱。”胡永伟还问,据说上小学要交择校费,一年好几万?
“80后”的胡永伟,终于体会到了“上有老下有小”这句话的含义。“我肯定会回老家的,物价肯定还会继续涨,我们小摊点又不能随便涨价。”胡永伟计划最多等到孩子上学就回老家。
可回家也只是一个临时的应对措施。回家后如何维持生计对他们来说同样很难,家在湖区的他们,同样面临着工作难找的窘况,如果继续卖胡辣汤,“全国物价都在涨,哪里都一样。”
小摊主关心起CPI
胡永伟旁边卖白吉馍的魏洪强听到他的话,苦笑了一下,“西红柿两块八一斤,原来这个时候一块八。”
魏洪强敲打着炉子,抱怨什么都在涨价,“一块蜂窝煤从7月1日到现在涨了一毛多。我刚来济南的时候,蜂窝煤才一毛二一个。”
山师北街每天有十几家卖早点的,大家曾联合起来抵制物价上涨,比如把白吉馍什么的稍微涨点价。“一毛两毛的涨,涨多了人家就不吃了。”他们说,不涨就赔本,他们干不下去了,这些人也没有早餐吃啊。
多数顾客能够理解涨价。“有意见的很少,都理解,他们买菜什么的都知道涨价了。买一斤肉原来才四块来钱,现在九块多,涨了一半还多。”魏洪强说,他昨天买了三个茄子,四块钱。
但这些小打小闹的涨价并没有让他们的收入增加。“还赔着呢,东西都在涨价,我们又不可能把白吉馍的价格也涨一倍,收入怎么能增加呢?”
“当然不能涨价那么多,我们工资又没涨,吃四根油条如果都要两块钱,那还受得了!”提着四根油条的韩先生加入到讨论中来,他的话让小吃摊主哈哈大笑。
而在济南范围内,已经有很多摊点开始想办法“开源节流”。市民吕先生曾经在东二环附近吃过一次小摊的胡辣汤,里面全是淀粉。吕先生不好意思说摊主,“这都是物价上涨逼的啊。”
而家住文化东路的魏老太每周都要骑着自行车到七里堡“进菜”,魏老太每次至少要买三天的菜。“这里比其他农贸市场便宜。如果可能,到农民地里直接买菜,更便宜。”魏老太说,今年蔬菜、水果的价格涨得太猛,有些不正常。
像魏老太一样,从10里外的批发市场买菜的并不鲜见。“他们最会砍价,往我们脚脖子上砍。”七里堡蔬菜市场的摊主赵兰兰说。她的小摊上,15日白菜零售价最高一元,去年仅五六毛;土豆每斤一块五,去年一块。西葫芦批发价去年每斤七毛,现在涨到了一块钱;章丘大葱也从去年的一块涨到了现在的一块五。
他们只知道涨价了,不知道CPI,但喜欢读报看电视的胡永伟关心CPI,以及所有和低收入阶层有关的政策变化。那些国家大政策在他看来,和整个家庭都有密切的关系,“政府应该定下来,‘十二五’期间物价维持这个状态,先让我们安稳几年,以后再涨价。”
15日的8点,一位农民工打扮的顾客吃完饭给了胡永伟20元钱,胡永伟找给他18元。这位农民工把18块钱一张张按照大小放好了,站在摊前试图将钱捋直,一次又一次……
(本报实习生江丹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