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片 本报记者徐洁 见习记者 李钢

    山东大学为什么要办闻一多班？成为闻一多班的学生，能否像山大文学院副院长李鲁宁期望的那样———“要忍受做学问的寂寞，要坐得住冷板凳，以学术为灵魂”？

    李鲁宁说，人文类学者一般在40岁以后才崭露头角，再过十几年、二十年，能够出来一位文学界拔尖人才，闻一多班就成功了。

    “为什么要选中文专业？”

    “加入闻一多班，将来做什么？”

    新学期，山大文学院本科新生开学典礼后，副院长李鲁宁单独留下闻一多班的30名学生上了“第一课”。

    “中文培养的不是文学家，而是文学研究者，”李鲁宁告诉这些刚结束高考战役不久的年轻人：“加入闻一多班是每个人的荣幸，但如果你为保研而来，你就错了。”

    “从此心里也会压上一块石头，压力很大，从今往后，意味着要忍受做学问的寂寞，要坐得住冷板凳，你们的大学四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走的将是科研人才的道路，以学术为灵魂。”

    前不久，彭实戈在泰山学堂开堂仪式上说：“20年后，你们中间能够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泰山学堂就成功了！”与此不约而同地相似，李鲁宁说，文学院期待着20年后闻一多班能出真正的大师。

    无论他们对学校的期望理解多少，按照教育部设置中文基地班的初衷，以及山大的培养方案，他们将奔着一条叫做“大师”的道路而去。

    进闻一多班就像进了重点中学

    “每年选拔，托关系想进基地班的都有，有的就是冲着80%的保研率。”

    闻一多1930年来到山大，80年之后，在山东大学校史研究室，关于闻一多在山大的记载仅限于《山东大学百年史》一书中的几句话。“更详细的资料，你得去省档案馆查。”研究室一位老师说。对于这位前辈，大多闻一多班的学生能说得上来的只是中学课本《最后一次演讲》，还有他留在山大的一段佳话———录取臧克家。

    1930年，20多岁的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数学考了零分，作文也只是3句带感慨的新诗：“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按照成绩，臧克家铁

    定无法被录取，是闻一多从这三句杂感诗中发现了这位年轻人身上潜在的才气，一锤定音破格录取。

    80年后，即使在“自主招生”异常热闹的今年，文学院院长甚至大学校长却鲜有这样公开录取学生的权力和勇气。

    山大闻一多班也不得不在高考框架内老老实实地选拔。“40%考查考生高考成绩，30%考查高考语文成绩，剩下的30%考查高考英语成绩。”文学院副院长李鲁宁说，这些学生在升大二时，会按照成绩淘汰20%到普通班，升大三时将淘汰15%。同时，每次淘汰后将从普通班递补同样多的学生到闻一多班。

    “如果你们对做学问不感兴趣，想就业，可以退出！”开学之初，李鲁宁就给闻一多班的学生打了预防针，然而，“从没有学生主动退出，80%的学生表示自己愿意做学术”。

    “进了闻一多班，如同进了重点中学。”文学院另一位老师直言不讳，“每年选拔，托关系想进基地班的都有，有的是冲着80%的保研率。”

    “闻一多班”的前身是中文系基地班。自1995年开始，每年山东大学都会从中文系学生中选拔30-50名不等的学生组成基地班，培养进入科研院所、高校的学术研究人才。

    “中文系不培养文学家，那是社会培养的”

    李鲁宁认为，最宝贵的能力是自学，学生应自己去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目前，围绕着闻一多班的所有努力无不围绕于此。

    不过，并不能否认山大不拘一格选人才的诚意。今年6月，化学专业2009级学生王新乐提出转到中文系，他的成绩没有进入化学专业前10%，按照山大规定，不能免笔试参加转入院的面试。王新乐找到了文学院院长郑春，被特别批准免笔试调专业。

    “为什么要转到中文系？”院长问。

    “我想做文学家。”

    “中文系不培养文学家，那是社会培养的，我们培养文学研究者。”

    “接受一些专业训练也好。”在山东省实验中学读书时，王新乐获得过全国新概念作文大奖赛一等奖，并以此获得了山大自主招生资格。但由于理科生只能选理科专业，王新乐被录取到了化学专业，他说，闻一多班学术氛围更强，这是他很向往的。

    闻一多班学生待遇比起普通中文系学生有些特殊。2010级闻一多班人数从之前的50人削减到了30人，虽然课程与普通班安排差不多，但学校集中更优秀的教师给他们授课；他们可以到院资料室查资料、借书，每人每学期发放100元的图书经费。此外，从大三开始，每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个导师。

    李鲁宁是两位西方美学方向本科生的导师，他告诉他们怎么读文献、怎么投稿、怎么参与学界讨论，他希望学生打好底子，尽快参与到学术中来。暑假中，他给两个学生布置了作业———翻译美学大师舒斯特曼的《文学与艺术评论》，返校后面授指导。在闻一多班，导师制要求导师与学生见面次数不少于每学期两次，假期要布置作业、打分并归档，以此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李鲁宁认为，最宝贵的能力是自学，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目前，围绕着闻一多班的所有努力莫不围绕于此。

    如果是温室，那出不了人才

    杨萌萌不认为大学要“培养”人才，人才不是放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爱因斯坦、牛顿是培养出来的吗？

    闻一多班也正经历着全中国中文系普遍的尴尬。2008级中文基地班吴俊(化名)说，他所在的宿舍6个人当中，只有两个第一志愿是中文；2007级基地班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被专业调剂才与中文结缘。

    “不喜欢本专业的人到哪儿都有，50个人中有5个真正专注于学术，这就是很大的比例了。”杨萌萌还记得保研之前，师姐对她说过的话，“你现在不要去玩，等保研了有的是时间逛街、K歌、看电影。”果然，保研之后，许多学生再也没去上过自习。

    2007年，毕业于淄博六中的杨萌萌以632分的高考分数进入中文专业，山大中文———这是她填报的唯一一个志愿，“缺心眼啊！”师兄师姐这样问过她。她自信于自己的语言天赋。高二时，恰逢学校百年校庆，她用文言文为母校作了一篇赋。然而，即使这样一名学生，在大学前也没有看过多少文学书籍。

    4年本科学习后，她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被保送到中国社科院读语言学研究生。

    杨萌萌不认为大学要“培养”人才，“不如把‘培养’一词拿掉，人才不是放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爱因斯坦、牛顿是培养出来的吗？”杨萌萌说，给他们一个物质的、师资的环境，不要去压制限制，一定要给予一些打击，剩下的是自由发展。她认为，闻一多班是学校为他们提供的学术氛围，一个场所，如果是温室，那出不了人才。

    “不让他们考公务员会恨你的”

    想成为文学家的王新乐说：“中文系的学生要生存下去，要么进企业，要么考公务员，很无奈。”

    1996年上大学的路晓冰，是山大中文基地班第二届学生。2006年，当他拿到了一口气读下来的中文博士学位后，到济南市委当了一名公务员。

    “进高校搞科研，岗位竞争激烈，特别是现当代文学，更是僧多粥少，有的博士生到了大学不得不从辅导员干起，这是实情。”路晓冰说，以前博士生进高校，先分宿舍，有一定数额的启动资金，解决副教授职称等优惠待遇，现在什么都没有。

    “这根本不是可以造就大师的时代，浮躁的社会提供不了静

    下心来读书的环境。教育像生产线一样，生产着一批批同样面孔的人。”路晓冰说。

    如今，文学院的学生能够提起的、年代最近的大师依旧是“冯、陆、高、萧”(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生产不出大师的年代，却是“大师”泛滥的年代。我们的时代是否还需要大师？有学者说，这是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这个时代也不需要大师，我们也幸亏没有大师。没有大师，才能使中国人从几千年圣人崇拜的情结里走出来，这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文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帅粗略统计，每年，留在学校读研的基地班学生大约有30名，研究生3年后，继续读博士的很少，几乎都选择了就业，大多数当了公务员、进了报社，有的去企业当了秘书。一个现实的原因是，闻一多班80%是女生。“等我读下博士来，同龄人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基地班走出来的女研究生姜智说。

    陈凯是2007级基地班的学生，已确定保送山大文艺学方向硕士研究生，上个周末，他刚刚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全班50人中10人考公务员，我就是试一试，但万一考上，我当然当公务员了，这机会可比读研难多了。”

    读大学的每个寒暑假，陈凯都在忙于实习，实习岗位从人民日报、烟台日报的记者，到联想下属公司的活动策划。“就业压力下，谁可能整天泡图书馆，两耳不闻窗外事地看书？”想成为文学家的王新乐说：“中文系的学生要生存下去，要么进企业，要么考公务员，很无奈。”

    对此，主管闻一多班的李鲁宁非常了解和理解。“怎么会不让他们考公务员？他们会恨你的。”李鲁宁说，10年后博士读下来，谁能保证他们还是一心向学呢？“人文类学者一般在40岁以后才崭露头角，再过十几年、二十年，能够出来一位文学界拔尖人才，闻一多班就成功了。”

    不过，李鲁宁似乎还是留有一些一厢情愿的想法，他说，“黑格尔毕业后也没有工作，做着家庭教师研究学问，也成为了大哲学家。能否成大师关键是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