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这个名字,很多人听着耳生,但提到那位辞官的民政部司长,恐怕就有很多人会想起来了。虽然从司长位置上主动退下来才半年时间,56岁的他头发却花白了很多,原因是“做院长比做司长要忙一倍以上”。
尽管从前的朋友依然称他为“王司长”,但是,这位民政部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的前司长更喜欢人们叫他“王老师”。那么“王老师”是否已经过上了他想象中的生活?他又是怎么看待中国慈善的呢?
当院长比当司长忙多了
记者:从司长变成研究院院长有将近半年时间了,您这些日子都在忙些什么?和您辞职前想象的是否一样?
王振耀:还确实不太一样,我原来想象做一个研究院的院长,一定是以做研究和发表文章为主要工作,但实际上参加社会活动也成为了我工作的一部分。很多慈善方面的会议都会找我参加,后来我发现实际上参加这些活动也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能够让我们现代的慈善事业被更多人关注,难道不是好事吗?所以现在我也转变了观念,不会把这些活动当作包袱了,也很乐意参与其中。
记者:和原来做司长的日子反差大吗?
王振耀:做院长比我原来当司长时的工作量大出一倍以上,而且原来我的工作有配合默契的副司长、各位处长可以帮我分担,而现在我的工作别人没法代替。而且我还要去学习一些新东西,比如去美国看人家怎样办基金会,不学习、不充实自己就没办法和社会互动。
2008年全民捐款2010年全民思考
记者:感觉最近两个多月慈善似乎正在成为一个全社会的热点,包括您本人参加的活动似乎已经超出了单纯慈善的范畴。
王振耀:我也有同感,而且我认为过去的两个多月时间,中国慈善事业正在完成一个思想大跨越。先后有三件事情被大家高度关注,第一是陈光标提出的裸捐,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第二是李连杰创立的壹基金受到体制制约面临转型;第三是巴菲特和盖茨的“巴比”慈善晚宴,由于重量级人物和不公开而受到空前关注。我个人甚至认为,这几个多月对中国慈善的影响一点也不弱于汶川大地震。
2008年,是中国全民参与慈善捐款,而2010年,是中国全民参与慈善思考。就拿陈光标的事情来说,你经常会在某个饭店听到人们在餐桌上谈论裸捐的事。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进步,这是慈善在中国社会的升华。
记者:您的意思是全民参与慈善本身就是一个进步,话题是否有争议都没有关系,有人关注就好?
王振耀:没错,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亲友聚会时谈论的话题就是裸捐和“巴比”晚宴,这正印证了我的观点,本来家人亲友在一起时是最真实的,也是最能够体现人们想法的,亲友聚会都说慈善话题而不是房价和花边新闻,说明慈善更加深入人心了。前不久我在大凉山出差,居然听到那里的农民在谈论“巴比”慈善晚宴和裸捐,这让我十分震惊。人们的关注是现代慈善的心理基础,很多共识就这样静悄悄地达成了。这一次全民大讨论完全是自发的。
不要用过高道德标准要求慈善家
记者:前不久媒体报道了北京一位送水的老太太,据说三天时间就收到了10万元的市民捐款,但是后来又有街道和邻居站出来说他们家其实每月有3000元收入,因此就有了是否慈善过度的争议,您怎么看?
王振耀:不管怎样,这位老太太这么大的岁数还在做送水这样的辛苦工作,肯定有她的难处,别人的捐款能够帮到她也是好事,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让今后的慈善更加公平,这是目前这个阶段中国慈善的特殊性。在中国慈善的转型过程中,必定会有传统的观念受到颠覆,这是中国慈善要迈过的一个大门槛。
记者:还有很多人质疑像陈光标那样做慈善太高调,难道做慈善还有固定的模式吗?
王振耀:在这样的背景下,慈善也有中国的特色———传统上中国的慈善是以邻里互助为主要形式的,中国人是讲感恩和回报的。而对于做慈善的人也形成了简单的道德标准,似乎做慈善的人是不能有缺点的,但这是不切实际的。慈善家也会去喝酒,喝多了也会吐、也会说脏话,也许还会打架,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有一颗慈善之心、做很多慈善公益之事,所以不要用过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他们。
本版稿件据《北京晚报》
国外做法>>
给富翁善意的压力
记者:您曾经说过要给亿万富豪一些慈善压力,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王振耀:中国一些媒体对待做慈善的人的态度好像经常走极端,要么是把捐款的人架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让人家下不来,以后不捐不行了;要么就是对捐款人进行揭、批、曝光等,比如去年的章子怡诈捐事件。
这样就会给一些旁观者这样的感觉,做慈善是有代价的,人家会质疑你的财产来源是否正当、有没有偷、漏税等。其代价就是,很多有心做慈善的人会想,如果那样,还不如不捐呢。
国外对待慈善的态度就很值得我们借鉴,比如美国的一些媒体每年都要搞一个个人捐款和企业慈善的大排名,然后再和去年的排名做比较,他们不会刻意说谁捐多了、谁捐少了,但是排名摆在那里,相信对于富豪和企业来说也是有压力的,不过这是善意的压力。
辞官原因>>
杀童案促使我下决心辞职
记者:您一直回避谈辞官的根本原因,原因到底是什么?
王振耀:我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媒体披露是6月底的事,实际上我4月底就决定了。了解我性格的朋友和家人,他们对此一点也不意外。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辞职的,是今年四五月间发生的几起杀童事件,作为民政部的官员,我受到了太大的震撼。国外的一些人对这件事最不能理解,他们问:“中国人怎么了?”因为他们觉得动物都不会消灭同类的幼仔,而人类怎能如此?
另外,我不是来养老的,人不能什么都占着,我现在损失的就是职位和一点医疗待遇,但得到了更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