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片 本报记者 刘铭
一场突然变故彻底改变了两个中国家庭。2010年9月，中国公民宪宏伟和李礼被指控违反美国武器出口和贸易法例，非法购买军用芯片，被跨国“钓鱼执法”，关押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监狱重犯区。
还有60多天时间，宪宏伟和李礼就可能会被引渡到美国。在那里，他们可能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处罚。
两个家庭、两个女人开始了异国营救。
美国特工的名片及其预售的芯片。
[无间道]
宪宏伟这才知道，跟他谈“生意”的，原来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
今年32岁的宪宏伟和李礼均任职于驻北京一家外企，在公司均是普通职员。
2008年底，宪宏伟的表哥发现一款由美国制造商生产的高性能芯片，在英国航空航天公司的网站上能买到，于是便找到外语不错的宪宏伟，通过邮件联系到该公司美国分公司的销售经理铁摩西·斯科特。
两人沟通得十分顺利，铁摩西·斯科特告诉宪宏伟，买芯片没问题，但是必须通过芯片的代理商———美国港湾国际贸易公司（HTI）来交易。就这样，宪宏伟结识了HTI负责人马尔科姆·李。
2009年10月，宪宏伟与马尔科姆·李联系半年多后，谈成了这笔购买40片芯片的生意，并支付了第一笔预付款近2万美元。宪宏伟建议将芯片通过物流公司送到北京入关，被拒绝。
马尔科姆·李提出要在匈牙利交货，因为“匈牙利是公司的交易基地”，并称“事关紧要”，必须与宪宏伟亲自交易，“否则就断绝合作”。由于担心第一笔预付款打水漂，宪宏伟无奈支付了第二笔预付款，并答应了对方要求。
2010年9月1日，宪宏伟和李礼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下飞机，便被警方逮捕了。
在冰冷的屋子里，两个中国人一丝不挂地接受检查。“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想着要向使馆求助。”李礼和宪宏伟想要联络中国大使馆，遭到了拒绝。
第二天，匈牙利布达佩斯城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主审法官拿出的一份国际通缉令显示：早在2010年6月9日，美国已对宪宏伟和李礼发出了逮捕令，原因是他们要购买的芯片可用于军用以及高辐射环境，被列在美国国防物品清单、武器限制出口清单及国际武器交易规章中。8月25日，美国司法部门向匈牙利政府秘密提出请求：以引渡为目的，对宪、李两人实行临时逮捕。
宪宏伟这才知道，跟他谈“生意”的，原来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
宪宏伟一点点回忆，他曾问过马尔科姆·李，从美国买芯片是否需要出口许可证，马尔科姆·李说需要，但让他不用担心，并承诺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看来，这个承诺只是个诱饵。
法庭上，法官告诉宪宏伟和李礼，他们将面临两种选择：同意引渡，他们将被羁押6个月到2年；不同意被引渡，他们将被扣押在匈牙利。
宪宏伟和李礼根本没有时间请律师，也听不懂匈牙利语。匈牙利法庭为他们指定的辩护律师建议他们同意引渡。他们想要请新律师提出上诉，被驳回。
[奔走]
茹琪只懂一点儿英语。“寄封信都非常难，要先把中文输入网络里，然后翻译成匈牙利文，再抄在纸上，告诉工作人员是要邮寄东西。”
9月3日下午，正在家里照看刚满月的女儿的祁阳，突然接到一个境外电话。她还以为是丈夫李礼打的，因为从9月1日开始，李礼的电话就打不通了。
电话另一端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对方是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一名官员。
那名官员说，李礼因违反美国武器出口管理条例，应美国请求，被匈牙利警方逮捕了。
“他怎么会跟武器扯上关系呢？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啊。”祁阳根本接受不了，“整个人几乎都傻了。”
同样接到电话的，还有宪宏伟的爱人茹琪。
在简单安排一下家里的事后，9月18日，茹琪一人匆忙赶到匈牙利。
茹琪只懂一点儿英语。“寄封信都非常难，要先把中文输入网络里，然后翻译成匈牙利文，再抄在纸上，告诉工作人员是要邮寄东西。”
她住在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附近的一家酒店，住一天30欧
元。吃的，每天三顿不离方便面。有时，还要面临被跟踪的危险。
“找律师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到处碰壁。只要一走进律师事务所，他们都知道我是为这个案子来的，在当地，没有不知道这个案子的。”茹琪说。
茹琪曾找了布达佩斯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并通过其他途径还找了一些律师，足有30多个，“都说案子难，没有律师愿意接这个案子。”
一个月后，一名当地律师才同意接手这个案子。
回到宾馆，茹琪也不敢多想，“想多了，可能就要崩溃了。这几个月，估计把这辈子的眼泪都哭干了。”
直到现在，她和祁阳都没有将事实告诉家里的老人。
[重犯]
狱中的伙食是按当地的饮食习惯配的，大部分时间吃的是足有四指厚的腌制肥肉，连匈牙利本地人都吃不惯。“只有吃到方便面时，才能感觉到家的味道。”李礼说。
从9月份的第三周，宪宏伟和李礼从普通监区调到了重犯区，并实行了隔离。
关押在这里的，都是一些特大杀人犯等重犯。除了狱友外，他们接触不到任何人。出去放风时，也要等其他人都结束了，才轮到他们。
狱友是匈牙利人，根本不懂英语，彼此之间的交流仅限肢体语言。狱中没有任何中文书籍、报纸、杂志，宪宏伟和李礼就像哑巴一样，天天沉默。唯一能够释放情绪的，便是写日记。两人在狱中坚持每天写日记，每人都记了厚厚的一本。
李礼写道，“刚被捕时特别恐惧，昏昏沉沉地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来到了这样一个环境。”
宪宏伟刚进监狱时，曾遭遇狱友恐吓，并向他收保护费。后来他申请换了房间。
看爱人和孩子的照片，成了李礼唯一的慰藉。
“他看孩子的照片时特别开心，没事的时候，孩子他爸就可以
对着我们的照片说话。”祁阳说着说着，也笑了。
在放风的时候，李礼就在监狱楼顶大声唱国歌，每次唱完就痛快很多。
李礼的这一举动，总让看守很紧张，他们根本听不懂他在喊什么。
狱中的伙食是按当地的饮食习惯配的，大部分时间吃的是足有四指厚的腌制肥肉，连匈牙利本地人都吃不惯。
“只有吃到方便面时，才能感觉到家的味道。”李礼给祁阳打电话时说。祁阳赶紧给丈夫邮了五六包方便面。
根据当地的习惯，如果一个人在监狱中，没有家人给寄东西，是很受歧视的。但祁阳和茹琪每次邮给丈夫的东西，却三番五次送不进去。
祁阳第一次邮寄的是茶叶，当地警察不认识茶叶，怀疑是“可疑物品”，都倒在垃圾桶里，寄的香肠也被拿走了。
“有一次寄牙膏，警察把牙膏从后面剪开，然后用铁丝在里面搅和一通。”茹琪还曾给宪宏伟寄过剃须膏，送进去前警察却把里面的泡沫全都挤了出来，最后，交到宪宏伟手上的，只是一个空壳了。“所有寄出去的信件，交到他们手上时，都已经是拆开的了。”
因为天气冷，李礼没有其他衣服，就在狱中捡了两件旧背心，这是原来狱友留下的。
“他说他当时特别高兴，一下子套穿了三件背心，暖和了很多。”祁阳说，一开始在狱中没有任何日用品，按当地警察的说法———“没有针对外国人的经费，需要单独申请”，最后，每人只给了两卷卫生纸。
在狱中，宪宏伟和李礼一周能打三次电话，每次通话最多不超过十分钟。监狱也安排探视，一个月一次，每次不超过一小时。
茹琪说，她第一次探视宪宏伟是9月20日，到达匈牙利的第二天。
“我走到监狱楼下，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抬头一看，愣了半天，才认出是宪宏伟。”
宪宏伟正站在监狱楼顶，向妻子招手。那时宪宏伟正在放风，“他的头发非常短，还穿着当时去
匈牙利时穿的短袖。我们见面的时候，当地已经很冷了。”
当天下午，在警察安排下，宪宏伟和茹琪在一个隔间中见了一面。
“我和宏伟都哭了，但不敢多说什么，因为谈话是被监听的。”茹琪说，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工作人员曾多次去看宪宏伟和李礼，这也让他们非常激动。有一次使馆工作人员去的时候，宪宏伟说了句，“亲人就在身边”。
[寄托]
李礼在信中说，女儿马上就过百天了，他特意借了针线，从衣服上撕下来一块衣角，给女儿做件小礼物。
李礼住在监狱宿舍下铺，他把孩子的照片全都贴在了上铺的床板下，只要一躺在床上，就能看到孩子。
“他说，咱的孩子太漂亮了，看多少遍都看不够。每次写信时，他都把我和孩子的照片放在边上。他说这样就好像我能盯着他写东西一样。”祁阳连着说了两遍。
孩子百天刚过，祁阳收到了李礼的信，信里夹着一块绣着“长命百岁”的布条。
“要知道，他在家时，从来都没有动过针线的。”祁阳感动坏了。
李礼在信中说，女儿马上就过百天了，他特意借了针线，从衣服上撕下来一块衣角，给女儿做件小礼物。
“他告诉我，这是他花了三天时间，手扎了好多次，才绣出来的，可惜寄晚了，因为没有搞到邮票。”祁阳说，女儿百天前，丈夫已经锈好了礼物，可一枚邮票要10元人民币，他手头没有一分钱。
“活了这么大岁数，我从来没有因为10块钱发过愁。”后来，李礼通过和其他狱友交换，才换来一枚邮票，将信寄到北京。
女儿平时特别爱吵，上次李礼打电话回来时，祁阳让父亲把孩子抱到电话边上，让丈夫听听孩子的喊声。可偏偏这时候，孩子却突然乖了下来，一点儿都不出声了。
而宪宏伟在狱中的寄托，是一块绣有茹琪名字的毛巾和一张抄有经文的纸张，其他东西，都在关押前被没收了。
“这些，都是宏伟临去匈牙利前我给他准备的。他晚上睡觉时，就天天抱着这两样东西。”茹琪说。
现在，宪宏伟和李礼已经不需要家人再寄东西，生活上也没问题，唯一想做的，就是省下钱给家人打电话。“家，太重要了！”李礼说。
“我们现在只能被动地等待，人家说哪天什么都准备好了，他们就要被引渡到美国了。”话语中，祁阳和茹琪很无奈。
12月3日，宪宏伟和李礼申请政治庇护被拒，向匈牙利最高法院提出的复核申请也被驳回，“现在，唯一的办法只剩下拖时间了。”
茹琪说，政治庇护还有一次上诉机会，也是唯一一次，要在15天内完成，60天之后将会给出结果，“但被拒绝的可能性非常大。”一旦引渡到美国，两人将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处罚，这是两家人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12月4日，在布达佩斯周旋了一个多月的茹琪无功而返。
现在，茹琪和祁阳想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一些中国人被诱骗到美国的情况，基本都是被特工钓鱼执法，而受害者都选择了沉默。
“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都说这是一场噩梦，他们不想把这些伤疤再次揭开。”茹琪急于想从这些被骗者身上了解一些在美国诉讼的知识，但她根本找不到这些人的联系方式。
“在美国的那段经历非常痛苦，很多人都不愿提了。”
茹琪和祁阳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不过她们还在等待，希望有奇迹发生。
